過幾天，我就要到婁底地委掛職去了。那是回到我的故土，回到養育我的鄉親們中間去。我心裏溫溫地熱，似乎有許多的話湧動在胸，要向別人傾訴。算來，到省裏做專業作家後，這是第五次下基層掛職了。每一次下去，我都有一種衝動，我覺得那是自己的人生和創作走向新的一程生命。
我是一個靠生活躋身到作家行列中來的、沒有多少靈氣的作家。沒有新生活的“刺激”，我就寫不出什麽東西來。我頑固地認為，作品是作家的生命。一個作家沒有作品了，他的藝術生命就終結了；而生活則是創作的生命，生活枯竭了，創作也就終結了。一個藝術家，要想永葆藝術青春，就必須不斷地去擁抱新的生活。
1984年的春天，我從一家報社調到省作家協會做專業作家。報到以後，我心裏湧出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回到我曾經工作多年的煤礦去。那時，我離開那座送走我十多年青春歲月、有著我眾多“哥兒們”的煤礦已經六七年了。在報社做記者時，我也經常抽空到那裏去采訪，但來去匆匆，每一次都是“問答式”地和他們說一說，掌握一點材料，寫一則短新聞就走。久而久之，我總覺得自己和他們越來越遠。雖然，他們的音容笑貌我仍熟悉，但他們關心的事情，我不關心了；他們痛恨的事情，我不痛恨了；他們激動的事情，我不激動了；他們感興趣的事情，我不感興趣了。我可怕地感覺到，自己已從感情上離開自己的“哥兒們”了。
於是，我下決心“回去”。2月裏到作協報到，4月間我就回到我曾經工作十多年的漣邵礦務局，兼任局黨委辦副主任。當時，正值礦裏機構改革，一批老同誌從領導崗位上下來，一批文化層次、專業水平高且年富力強的同誌上去。一些老同誌一時想不通。一位擔任多年礦長的老朋友，找我來發牢騷，說：“我是三五幹部四個死。”我聽不明白，問：“這話怎說？”他說：“我是50年代參加工作，50多歲年紀，50多元錢工資（當時工資尚未改革）的幹部，1958年搞大躍進累得死，1960年過苦日子餓得死，1966年搞**當走資派鬥得死，如今搞改革要文憑氣得死。”好多天，我和他一起在食堂排隊買飯，一起端著飯菜到食堂外麵的草坪裏一邊蹲著吃飯，一邊聊天。我發現，他心裏著急的並不是自己的“位子”，而是擔心那批年輕的書生挑不起領導一個礦的擔子。後來，我們又一起到一些年輕人扛大旗的單位去參觀。他終於想通了。他對我說：“自己50多歲了。一個人最富創造性的年齡已經過去了。應該早一點把年輕人推上來。他們思想年輕，知識年輕，這樣，我們的礦山也就會年輕！老弟，你說是不是？”我連連說道：“是，是！”這一瞬間，我突然覺得，自己又回到他們中間了……這些熱辣辣的生活，熱辣辣的人，撞擊著我的心扉，很快，我寫出了反映煤礦改革的長篇小說《山野情》。以後，我又到工業新城冷水江市兼任市委副書記兩年多，寫出了長篇小說《美仙灣》；又到益陽市兼任市委副書記一些時日，寫出了長篇小說《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