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個春日，我剛剛下班回來，一個瘦長個子的中年人就來找我。礦上陪他來的同誌向我介紹說：“這位是原礦務局黨委宣傳部的部長、現礦務局革委會政工組宣傳組的組長周友興同誌，他有事找你談談。”
“聽說你在部隊上寫過不少東西，回到礦上後，又在《湖南日報》上整版整版地發表大塊文章，是根很硬的筆杆子。局裏《漣邵礦工報》在文革開始不久停了，現在黨的‘九大’就要召開了，局革委會也成立了，《礦工報》準備複刊，我是來請你出山的。”
聽了老周的話，我一時沒有作聲，心裏很矛盾。坦率地說，做記者、當編輯，我是非常樂意的。報紙，是我的學校。我的文學幼芽，是在報紙上萌出的。我是先寫新聞故事，而後向文學挺進的。但是，這場文化大掃**開始後，我有許多問題想不通，將自己幾十公斤的書燒掉了，燒了一鍋熱水洗了一個澡，自我揶揄說：“洗澡不幹了，”發誓這一輩子再不和文字打交道。從部隊回到礦山不久，在軍代表的再三動員下，我答應出來為他們籌備礦革委會的成立，革委會成立後，我即回機電隊燒電焊。於是，我為他們寫了革委會的成立公告，寫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寫了……沒想到，礦裏這頭還沒有掙脫，局裏又來“抓”了。
我終究沒有逃脫。
礦報複刊的籌備工作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我是複員軍人，又是從基層上來的一個工人。他們出於某種政治的考慮，要我來寫報紙的複刊詞。我也沒有推辭。兩千來字的複刊詞，一揮而就。頭頭們看了很滿意。黨的九大開幕的那天，我們的礦報複刊了。
那時候，編報人的工作十分緊張。每當兩報一刊的社論一發表，每當紅色電波傳來最新指示，我們就要通宵達旦地工作。年輕時，我的思想算是敏捷的。一聽完廣播，一篇反映文章的框架就在我的腦子裏形成了。我伏到電話機旁，一邊接各礦通訊員發來的情況，一邊寫這篇反映文章。接完各礦的電話後，我的文章寫成了。且是寫出一頁紙，排字工人就拿一頁紙去撿字。天剛剛亮，各礦就開車來取我們礦報的“號外”了。往往，“號外”的第一版，印著兩報一刊的社論或最新指示，第二版就印著我寫的那篇反映文章。“井架搖動手臂，礦燈發出歡笑，百裏煤海盡歡騰……”極富**，卻十分空洞。記錄著那一個時代的狂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