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調到《湖南日報》文藝部不久，綜合性的文化副刊《洞庭》就創刊了。根據部裏的安排，我負責處理這個副刊上的“故園情”、“人物專訪”兩個欄目的稿子，這兩個欄目采訪和組稿的對象，主要是我省在外地工作的各個領域的知名人士，或以專訪的形式，向我省人民報告各個方麵取得成就的湖湘子弟的工作、生活近況和他們的成才之路；或請他們自己執筆，抒發對故土鄉親的思念之情和在故鄉生活、學習的溫馨的回憶。可以這樣說，這是兩個飄**著醇醇鄉情的小花圃啊！
最初，我向我省在外地工作的文藝界的知名人士發出了一批約稿信。很快，就收到了來自西藏高原的我省土家族的著名詩人汪承棟極富**的文稿，回憶他“**”被遣送回家、得到家鄉人民溫暖的關懷的情景。
大約是1981年5月裏的一天吧，部裏的負責同誌老周找到我，要派我上北京去采訪。說是建黨六十周年很快就要到了，報社決定派記者采訪一批在北京工作的湖南籍的老革命家。省委對此事十分重視，由省委開出介紹信。我聽了，心裏叫苦不迭。因為這段時間，我正在偷偷創作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每天淩晨三時起床，寫到八時上班。一天寫五、六千字。這時候，我已經寫了二十四、五萬字，隻差四、五萬字就完稿了。我當然不想接受這個任務。老周見我臉有為難之色，忙問：“家裏有什麽困難嗎？”此時，我隻好如實將自己心中的秘密吐了出來。老周說：“這個任務很重要，也很緊急。你先去完成這個任務，回來我給你一個星期的假。”
我去了。我仍然放不了我那部長篇小說。帶了好幾本稿紙，準備到北京以後，先用幾天時間把長篇小說寫完後再行采訪。到北京一進入情況，我感到一隻手難捉兩條魚，決心把采訪任務完成以後再說。我按照老周提供給我的一些電話號碼，先給一位十分顯赫的人家裏掛了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同誌。我說：“是某某同誌家嗎？”她不答，反問我：“你哪裏？”當我告知我是湖南日報的記者要前往采訪時，對方很禮貌地說了聲：“你找錯了。”便將話筒掛下了。一開頭就吃了閉門羹，我在心裏想：要怎麽樣才能又快又好地把任務完成呢？後來，我在采訪一位老大姐時，發現他們老同誌之間交往很密。於是，我在采訪這一位老同誌時，就請他為我聯係下一位老同誌。這樣一來，工作便當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