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官員的代步工具，最早為牛拉的車，後為馬拉的車，再後來，才改為人抬的轎。正史中，一般都有《輿服誌》章節。輿，即車，即輦，即轎，即座駕。什麽級別的官，坐什麽式樣的輿，都規定得詳詳細細。
在漢代，由於秦末戰亂的影響，一匹馬值百金，連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顏色的馬來拉禦輦，都感到為難，公卿將相出門，就隻好坐牛車了。不過，坐牛車辦公的漢帝國，其開疆拓土的氣魄，在中國曆史上是最宏大浩偉的。由此可見，代步工具的優與劣，和政務業績是不掛鉤的。
我認識一位老幹部，不久前他到早先搞土改的老區某偏遠縣份去了一趟。回來後告訴我，五六十年代，那小縣城裏隻有兩輛吉普車，下鄉騎自行車，鈴一按，叮叮作響，也很夠派頭的。近些年來，僅縣級機關五套班子，擁有小轎車四十多部。但是，他接著補充了一句，那裏的工作效率並未因這些車而提高二十多倍，至今尚未脫貧。然後，大搖其頭。我勸他別上火，風氣使之然耳！
這位下鄉歸來的老同誌，當然也是坐車階層。他說，我並不是清教徒，並不反對隨著時代的進步，生活的改善，適當改善物質條件。問題是，一輛進口轎車，至少得三四十萬，一輛國產轎車，手續證件辦全了，也要二十萬吧？再加上每輛車的用油、修理，司機的開銷，一年下來，又是好幾萬人民幣。然後問我，這樣龐大的財政支出，對於這個還戴著貧困縣帽子的山城來說，意味著什麽？就在這個縣裏，有時候連教師的工資都不能按時發放，你說，他們坐在小汽車裏，心情會怎麽樣？
這個答案，我很難懸擬。
也許，從古至今，車子這東西，雖隻不過是官員的代步工具，但更是地位的一種象征，隻要頭戴烏紗，就沒法排除對於坐乘的關注情結。明、清兩代，沒有汽車，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轎，或者，用兩人抬的肩輿，作為官員的座駕，鳴鑼開道，肅靜回避，黃土墊地，淨水潑街，也是神氣活現，路人側目。辛亥革命以後，北洋軍閥上台，不坐轎而坐車，那時的汽車兩旁有踏板，各站兩名挎盒子炮的保鏢，更是招搖過市，威風不已。車的優劣和權的大小成正比，車越好者，權越大，車一般者，權一般，無車可坐者，自然也就無權了，隻好垂手站在馬路邊，吃那汽車急駛卷起來的灰土揚塵和超標的尾氣。當然，曆史上也有對於車、轎、輦、馬不是十分在意的例外，朱元璋就是一位。因為這位皇帝頗有些窺陰癖，好私訪，經常躡手躡腳，潛行於金陵城的街頭巷尾，探查民情，有車轎也不用。由於出身貧寒的緣故，知道百姓的艱難，所以，在克勤克儉這方麵，他倒稱得上是帝王的楷模。據《明史》載，有一次，有司奏請，要把他乘坐的轎子裝飾一下，例用黃金若幹。他說，不必了，用銅就可以。臣下討他的好，說，“陛下，即使用純金，又能費多少？”朱元璋說：“朕富有四海，豈吝乎此。第儉約非身先無以率下。且奢泰之習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