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通常是不怎麽自我懺悔的
每年秋後，總有一位不請自來的客人，在我家後院的角落裏，煢然存活。那雖沒有什麽氣力，但相當專注的啁鳴，常常堅持到真正冬天的來臨。每當我在呼嘯的寒風裏，貼著玻璃窗，傾聽這隻蛐蛐的聲音時，對於生命力的不絕於縷，總使我有所觸動，總使我想到明末清初詩人吳梅村的名句：“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
詩人的這句詩，很酸楚，很淒涼，每吟，心必為之動，尤其對有過“草間偷活”體驗的我來說，更甚。可以想知，在江左三大才子之中，吳梅村應該是活得最“苦”的一位。
我說的這個“苦”，並不是他自稱的“無一刻不曆艱難，無一境不嚐辛苦……”的“苦”；而是他在一種無時無刻的懺悔中，一種至死也不能自諒的懺悔中，對於靈魂那永無休止的自審自譴的“苦”。
中國人，通常不怎麽懺悔，中國文人，則尤其缺乏懺悔精神。在西方文化史上，遠一點的，有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近一點的，有盧梭的《懺悔錄》，而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曆程中，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的著作。中國文人甚至不如中國皇帝，他們在混不下去的時候，還不得已而為之，下罪己詔。吳梅村的恩主崇禎，就涕泗滂沱地幹過這樁事。但是，有些中國文人，錯了也不認錯，不但不認錯，還賴賬，還推諉，還狡辯，還倒打一耙。所以，吳梅村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不是惟一，也是極其少見的，具有懺悔意識的文人，值得我們後人尊敬。
早先，文壇的好事之徒，不如今天這般蛆蟲也似的多，少有捧臭腳的排行榜。但在士子們的口碑上，是按錢謙益一、吳偉業二、龔鼎孳三這樣的次序排列，逐漸形成公論。不過，若就純文學的意義而言，吳和錢，至少是不相上下的。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閑林下，其仕於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於降表僉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足跡尚皆可諒。”要是從道德角度衡量，那麽，鼎革之際的表現，吳勝於錢，更勝於龔，是毫無疑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