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去看看他。
推開門，從積滿灰塵的地上拾起這張粗硬的紙片的時候，我這樣想。
這是一塊從包裝紙箱上撕下來的紙片，厚厚的，硬硬的，很不規則的。留在上麵的幾行字，和這紙片一樣的風格，象是一些樹枝兒搭起來的：“譚談，聽說你到冷水江來了，我來看你。你不在。我還在老地方，想見見你。”下麵署名是：周忠漢。
他來了？還呆在老地方？
我沉默了，心在別別地跳。
屈指算算，十八個年頭了。這老兄，一直果在那荒蕪、偏僻的山頂上？那一年，我們一起從部隊複員到這座礦山，都分在礦區最繁華的地段工作。當時，我二十四歲，他長我一、二歲，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他還在部隊時就結婚了，愛人是礦上的一名女工。回到礦山不久，他就當爸爸了。偏偏在這時，組織上決定調他上山，他心裏不大願意，但他不善言辭，要他找領導上說一句話，比要他下井上一個班還感到為難。他終於帶著家人和家當，上山去了。那座山，我們叫不出它的名字，大家都管那裏叫四風井。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幾個伴，到那裏去看他。上山沒通公路，一條羊腸小道，串連著這裏的坡坡嶺嶺。花了兩個多小時，才走到那裏。山坡上，僅搭著兩棟棚子似的簡易平房，住著二、三十個工人，十分的荒涼、清冷。他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從山裏揀來蘑菇，扯來小筍子，還炒了臘肉，美美地招待了我們一餐。此後不久，我便離開了這座礦山。直到十年以後的一九七九年秋，我在《工人日報》當記者時，回到這座礦山來采訪，一打問，他們夫婦仍舊在山上。山上仍舊沒通公路。我在礦部一位幹部陪同下，翻過木絲坳，走了十五、六裏山路，去看他。
他挖了自己種的腳板薯，又煮上春、夏時日采來的蘑菇招待我。餐桌邊，我們交談著。我才知道，他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老大和老二，都上學了。可山上沒有學校，隻好放一個在奶奶家，放一個在外婆家。這時，我才更深一層地體會到這山頂上生活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