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魯迅在《北鬥》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雜文，題目就是這個《唐朝的釘梢》。
他在文中寫道：“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隨不舍，術語謂之‘釘梢’。‘釘’者，堅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後也，譯成文言，大約可以說是‘追躡’。”
“釘梢”，為上海方言，這是清人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說的。“釘梢，躡行人後，左則左之，右則右之，跬步不離之謂也。今則專用於男子追隨女後之稱矣。”看來，作為“君子好逑”的這種直率手段，最早，大概僅能局限於滬上一地。因為，這種西方人表達感情的方式，隻有生活在上海灘的人，才有可能耳濡目染，才會如此毫不掩飾地在大馬路上緊追小姐不舍。
徐珂著書時，中國還在大清王朝的統治下，上海的勇敢者敢於“釘梢”，社會風氣和公眾輿論，能夠容忍“釘梢”，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思想的進步，一種對於封建禁錮的突破。應該看到，魯迅在少爺和小姐前麵，加上“摩登”二字，這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沒有大環境的“摩登”潮流，沒有勇敢者的“摩登”意識，大街上不會看到男追女逐的“釘梢”行為。
假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孔孟之道、男女授受不親的程朱理學，仍舊牢牢桎梏著人們的精神，你借給這位少爺膽子，也不敢跟在一個不相識的小姐後邊套近乎。當然，沒有相對穩定的歲月，沒有相對溫飽的生活，四麵楚歌，饑寒交迫，惶惶然不可終日，即使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捧心而過，之二的王嬙含情而來，這位少爺也不會生出“釘梢”的衝動。相反，路邊攤的大餅油條，小吃店的生煎饅頭，店鋪炸油餅的大鍋，可能更使他饞涎欲滴。
因此，這最早的浪漫，始於西風東漸的上海，始於中國最早對外通商口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對於這最早的勇敢者，我表示欽佩，那時中國的年青人，在封建禮教、儒家倫理的高壓下，愛不敢愛，恨不敢恨，活得怪可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