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無價，生命有限，每個人的生命隻有一次，這是常識。有人說，人若有兩次、三次或更多次生命該有多好。我覺得，這個願望極好，可惜難以實現。既然生命這樣寶貴，尊重生命、愛護生命也是常識，大概勿須理論一番。
古往今來，許多人卻發出了命若螻蟻的感歎。前不久，我的一位朋友也發出了類似的感慨。他說，他父親在“文革”期間，因為不值幾個錢的破木板而上吊自殺，我問及詳情，他聲淚俱下地講述了他父親輕生的經過：
原來，“文革”期間他父親在一家工廠上班，是一位勞動能手，當時家裏特窮，連一個碗櫥子都添不起，於是他父親就把工廠裏幾塊廢棄的木板拿回家，自己打造了一個碗櫥。可不久，他父親聽說要開展什麽運動，立馬緊張起來，他感到自己在劫難逃，於是在一天晚上，上吊自殺了，留下一封遺書，遺書留言請求人們原諒他一時糊塗。可是大家沒有人原諒他，認為他罪該萬死，是罪不可赦，他死後留下五個未成年的孩子及患有一身病的妻子，度日如年。
對此，我思考了好久。我覺得，朋友的父親是值得同情的，拿了單位的木板，算貪汙、算盜竊都離死罪很遠的，為何如此輕視生命呢？如此想不開呢？細細想想“文革”期間草菅人命的怪現象，其實並不難解釋。“文革”時期，人們把人權踐踏得體無完膚，何談生命的可貴，生存的權利屬“私字一閃念”，往往因一句話，一次失誤，就給你戴上個帽子整死你。朋友之父之所以害怕，是因為他看到周圍先例太多了，盡管他對生命抱有無限的留戀，但他覺得前麵是死路一條，於是自尋短見。
事實上，“文革”期間，把人不當人的惡性屠殺事件很多。《共和國史記》一書記載，1966年8月，北京市大興縣發生駭人聽聞的屠殺事件。從8月7日到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共有325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被殺害，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據統計，從8月下旬到9月底四十天中，北京市有1700多人被活活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