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庚勝
兩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納西學發凡》後，決定將它投稿於該所一本相關專業雜誌發表。誰知該雜誌的一位“權威”竟說什麽“納西學何有之？”聽到這一信息反饋，我心悵然，既忿然於這位權威的傲慢，同時也感慨納西學學科建設的遲滯。
感憤之餘，我並沒有停止思考與行動。在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調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及分黨組書記後，我利用工作之餘穿行於首都北京與全國各地，尤其是昆明、麗江、迪慶等地納西學學者及納西族官員、實業家之間，決定組織一套納西學叢書。在我的設計中，這套叢書包括30部國內外較有影響的納西學學者的學術專集。
正如廣大讀者將從這套叢書中了解到的那樣，納西學的發展曆程艱難備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鎖定在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初。那時的納西學以西方學者、傳教士、軍事人員遊曆納西族地區，並收藏東巴經典，翻譯有關文獻片斷，發表有關介紹文章為主要特點；從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末，納西學粗具規模，劉半農、董卓賓、李霖燦、陶雲逵、羅常培等內地學者開始關注納西族曆史、語言、文字研究，納西族學者楊仲鴻、方國瑜、趙銀棠亦接踵於後進行多領域的探索，無論是其田野調查、文物收藏，還是專題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國外學者中，被譽為“西方納西學之父”的洛克以獨居納西族地區28年的傳奇經曆，以豐富的納西文物收藏與傳播，以深刻而全麵的納西文化詮釋在納西學領域漸入佳境；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洛克在國際納西學界獨領**，並影響育成了歐、美、日等國的一批納西學新秀。這一時期，與之失去聯係的我國納西學界仍在踽踽前行，和誌武、周汝誠、和發源等先生成為傳遞薪火的骨幹力量；60年代至70年代末，盡管仍有雅納特、傑克遜等活躍於學界，但一代宗師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納西學跌入低穀，國內的納西學更是遭受浩劫，納西文化生態遭受全麵破壞，這是納西學的全球性低迷時期；從80年代初至21世紀初年，納西學進入全麵複興時期，《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的翻譯出版、國際納西學學會的成立、國際東巴文化藝術學術研討會的舉辦等盛事都集中出現於這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