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周梅森作品選集出版之際
黃毓璜
依照寫作時序瀏覽周梅森的12卷本文集，已然可見一種從“曆史”向“現實”延伸的題材取向。或許可以說，讀者對後者的關注熱忱以及由此給作家帶來的某些聲譽並不遜於前者。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從曆程上做出一種價值認定：他的創造意識和藝術力度，是在麵對曆史生活而得其所哉地踔厲風發的。
提起周梅森的小說，我們至今繞不開那部《沉淪的土地》。在其創作道路上，它是一次脫穎而出的標高，更是一種遇合自我的標誌，標誌他告別從文之初的多方摸索，找到自己並由此確立了自身的位置。
到了80年代中期，隨著抒寫礦山沉浮的係列中篇以及帶有總束意味的長篇《黑墳》陸續發表，隨著領起“抗戰軍人係列”的《軍歌》相繼問世，他在思考方位、藝術選擇和審美旨向上的屬己特質就愈益顯山露水，彼時，我在一篇評述文字中試圖於此做出界說：
他分明覬覦“大寫的曆史”，企圖在作為總體的、並非為一個時代所局囿的曆史內蘊中雄視闊步，卻一點也不願離開那些特定的社會圖式和實在的具體事件；分明從族類意義上思考著“人”，就人的共時性本質精神確立其悲劇目標，卻一點也不想怠慢個體的審美和曆時性的理性力量；分明屬意一種抽象價值，一種超越具像的“第二項意味”，卻一點也不肯為此簡化實體，求助形象的模糊度和不確定性……這樣說自然參照了當時國內的創作情勢。
當“現代”與“傳統”構成80年代中期的主要話題，小說領地從諸多層麵形成執其一端的理論對抗並各行其是的實踐分野，周梅森卻似乎有意校正偏頗、吸納優長，這固然使他跟“走極端”帶來的顯赫無緣，可他的“執兩用中”，他的跟皈依曆史理性的小說傳統和服膺人性暢想的現代情結保持應然距離和溝通途徑，確實也以不循舊道又不同流俗的自身特質新了人們的耳目。這樣的界說也是針對作者業已鑄就的“模製”而言：超越社會圖譜而經由實實在在的社會圖譜，高蹈人類曆史而不舍活脫脫的現實生命，已經構成他俯察曆史與人的穩定體式和內在氣勢。事實上，就麵對曆史生活的小說創作來看，“扣其兩端”是作者迄今奉行的要義和法則。惟其如此，讀他的小說，我們無法僅僅為那些有聲有色的事件嗟訝唏噓，無法僅僅在那些曲折離奇的故事中倘佯棲息。在那些事件和故事的時間性進行和一維性展開中，“有頭有尾”總是疊印出無始無終，“有因有果”也總是伴和著莫可名狀——他的那些據實道來的敘說，常常內在著接通整體、生發形上的契機；他在人與曆史的一體化表現中，往往能夠借助和經由有限的時空達成思情、意緒的無限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