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文學史，從《詩經》、《離騷》開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活動紀錄。所以，詩人是文學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長時間，小說和寫小說的人，是名不見經傳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宋以前的幾乎全部的小說，但許多作者的名字和情況，都付之闕如。曆朝曆代，從皇帝到臣下，從倡優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隻注意那些頭昂得高高的詩人，對他們的詩篇和他們的活動，關心的程度要高於傳奇和傳奇作者。“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野史”。古人早定了性，小八臘子之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與詩人是無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狂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一些以撰寫傳奇為業的作家們，也隻能眼饞地羨慕這位詩人的聖眷恩隆罷了。他們若想在河邊站著，看看熱鬧，恐怕警衛員也會將他們轟開的；要不識相的話，很可能電棒就要戳過來了。而當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詩聖的身分，安居洛陽度其晚年，有幾位絕妙小女子作伴，偎紅倚翠，憐香惜玉，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時候，那些寫《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寫《柳毅傳》的李朝威等等人物，大概也隻有在門外垂涎三尺的資格，豎起耳朵聽白公館裏傳出來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簫的樂聲而已。
詩人在他不倒楣的時候，說他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時候，往往缺乏最起碼的清醒，這也是詩人，當然也不僅僅是詩人，怕是所有燒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為，詩人那根不大容易控製得住的激動神經，一旦隨著大腦膨脹，而飄飄然起來，是很容易闖進感覺誤區，結果倒把自己毀了的。翻一翻中國文學史，詩人，作家，文化人，這類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訓，簡直不可勝數。
東晉南朝時期，中國出了兩位大詩人，就是這種聰明的，能控製住這根神經和不聰明的，怎麽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兩個例子。一位是“采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詩人謝靈運（385～4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