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在外漂泊多年的地地道道的河南人，一個已經決定把一生都交給文學的遊子。今天能出席故鄉這個跨世紀的文學盛會，我感受到了一言難盡的激動和光榮。這激動緣於歸鄉遊子對故土發自血緣的歸屬和認同；這光榮來自於慈母一樣的故鄉對我這個文學遊子的勞動的關注、肯定和獎賞。這次會議肯定會成為獨一無二的激勵，對我今後的生命，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我一直篤信一個作家隻能有唯一的一個故鄉，並且偏激地認定：對故鄉態度的冷與熱、對故鄉情感的濃與淡、介入故鄉人和事的深與淺，幾乎可以直接決定作家的品位高低、氣象大小。我的這樣一種故鄉觀，與福克納對郵票大小的故鄉的深情，有同有異。我欣賞他對故鄉感情的濃烈和不變，但對他終身都不願走出密西西比感到遺憾和不解。進而，也對“越是地域的文學越是世界的文學”這種流行的說法將信將疑了。故鄉是作家的根部，作家的樹幹和藤蔓應該具備無限伸延的空間。這種固執和不入時的觀念，這些年使我受益匪淺。
整個80年代，是我的漫長的文學學步期。在這十年，因身居異鄉的漂泊感和軍營這一相對閉鎖空間的強製性約束，我經曆了太多的苦悶和無望。那時間，對河南籍作家作品的學習，幾乎成為我每天必修的科目。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春妮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喬典運的《村魂》《滿粟》，田中禾的《五月》，周大新的《漢家女》，劉震雲的《塔鋪》《新兵連》《一地雞毛》，李佩甫的《紅螞蚱綠螞蚱》，張宇的《活鬼》和張長弓、何南丁、於黑丁、孫遜、張斌、張長、侯鈺鑫、楊東明、鄭彥英、馬本德等人的作品，都對我的創作發生過良性影響。張一弓的入世精神，喬典運的研究精神，田中禾的衝淡典雅，周大新的沉實機敏，劉震雲的尖銳深刻，李佩甫的淡遠悠長，張宇的機智潑俏，在整個80年代的中國文壇，無疑都可備為一格，且都能顯示持久的後勁和生命力。雖然河南籍作家在80年代的中國文壇，很少寫出紅極一時的轟動作品，像《紅螞蚱綠螞蚱》、《活鬼》這樣今天看來已具備經典意味的優秀中篇小說連全國獎都沒評上，但他們的勞動和創造力已在時間的隧道裏刻上了鮮明的印記。到90年代初，河南作家雖然還沒有寫出《古船》《白鹿原》《廢都》這樣在全國產生深遠影響的厚重大書，但我對河南作家的未來，一直充滿了信心。因為在中原這塊大地上，曾經誕生過詩聖杜甫、文啟八代之衰的韓愈。什麽樣的土地，能長什麽樣的莊稼，江南結橘，江北成枳。當今的中國也處在一個偉大的轉型時期，河南這片土地應該能結出碩大的文學金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