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鄧高如的雜文創作
已到望九之年的季羨林先生，不久前發表過這樣的宏論：“我個人的看法是，現在的長篇小說的形式，很難說較之中國古典長篇小說有什麽優越之處，戲劇亦然，不必具論。至於新詩，我則認為是一個失敗。至今人們對詩也沒能找到一個形式。既然叫詩，則必有詩的形式，否則可另立專名，何必叫詩？”“簡短截說，我認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壇最成功的是白話散文。”（《漫談散文》載《人民文學》1998年第8期）這段高論，不知中國當代的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們看到後會作何感想，散文家們恐怕多半要引為同道的。
記者出身的鄧高如90年代初殺入文壇，做領導工作之餘“客串”散文和雜文寫作，數年間自成一家，至少說明白話散文這一體裁在中國確實已臻成熟了。仔細想來，季先生的放膽宏論至少對散文的創作實績是恰如其分的。本世紀以來，唯散文體裁可稱大家輩出，自魯迅、周作人、林語堂，到今日的賈平凹、餘秋雨、邵燕祥，無不是各唱各的調，並都唱出了自己的聲音。魯迅先生針砭時弊的匕首投槍，周作人、林語堂的閑雅逸適，賈平凹的幽遠空靈，餘秋雨的蒼勁樸拙，邵燕祥的厚實尖利，都可以自成一家甚至與明清乃至更遠的名家們叫一叫板的。鄧高如初入文壇便操練一種成熟的體裁，是目光還是性情使然呢？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吧。
鄧高如最初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文章，是《鄧老太爺的XX觀》的係列散文。說它們是散文，似有些不確，因為它們似更有散文中雜文一脈特有的風骨，並沾染著小說旋律的色彩繽紛的音符。用審視父輩的愛情觀、婚姻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獨特角度，鄧高如完成了在當代文壇“這一個”式的亮相。“鄧老太爺”這個人物形象，也成了當代文學不可多得的收獲。這個人物是完全可以當作中國50年代到80年代的一種標誌來看的。我對這個形象的唯一不滿，是尚見不到他內心世界的風暴。惜乎，幾年過去，我仍沒看到這個係列的接續。然而，憑這幾篇獨特的文章，鄧高如便在文壇站住了。其實，在文壇站住並不需要太多的文字。果然，在以後的幾年裏，我便從《文匯報》等報刊上，看到了享受專欄作家待遇的鄧高如的文章了。如按作家的地域劃分法，作為川籍人的鄧高如，已緊緊站在流沙河、魏明倫、賀星寒這幾個雜文家的身後了。這種判斷是在我讀完他的雜文、隨筆集《中國人的情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後，便在心裏牢固地確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