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英雄時代》得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自得獎消息傳出，我已有幾個月不得消停了。知我罪我，愛我恨我，捧我罵我，哄我誣我，熱鬧了有一陣子。我又一次想起了海涅的這首小詩：“愛我者我致以歎息，恨我者我報以微笑。無論頭頂是怎樣的天空，我將迎接任何風暴。”現在，該是背起行裝繼續前行的時候了。文學這條路，確實太長，文學這座山，確實太高，不管你走了多遠，爬了多高，你永遠隻是個行在途中的人。文無第一，這是作家的宿命。
此時此刻，檢索一下得失，很有必要。參評中國的茅盾文學獎，不同一切博彩的遊戲，得獎的理由，決不是祖墳冒著青煙的運氣。那麽，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評委會，為什麽要選擇《英雄時代》呢？思來想去，我覺得這是在獎勵我所走的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這是在獎賞我麵對中國現實的態度。體育界有句已被看成真理的名言：態度決定一切。作家能不能寫好現實，態度同樣決定一切。
差不多四年前，我懷著對現實主義大師巴爾紮克的崇敬之心，為我的《時代三部曲》寫了一篇七千字的序言，詳細講了我這三本書《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的成因。那時，《北方城郭》剛剛在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終評時名落孫山，《突出重圍》剛剛結束了因同名電視劇大紅大紫而洛陽紙貴的風光曆史，《英雄時代》的單行本剛剛麵世。我曾寫了這樣幾段話。我在分析巴爾紮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這三位大師的區別時，首先發現了他們所處時代的共性：社會都處在蓬勃向上的轉型期。拿破侖帝國後的法國，廢除農奴製後的俄國，康雍乾盛世的中國，不都是蒸蒸日上的時代麽？後來，我又發現李白、杜甫生活的中國，但丁生活的意大利，塞萬提斯生活的西班牙，莎士比亞生活的英國，無一例外都處在上升的轉型期。我認為我現在所生活的時代，與上麵所說的時代，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向上的轉型。得出這個結論的理由是：第一，中國人的普遍的心理特質，經過毛澤東這樣偉大人物長達幾十年的改造，已經徹底擺脫了二等人群的自我認定，變得健康而可以張揚了；第二，維持社會前進的基本秩序，正在由人治的隨意約束轉向製度的穩定約束，盡管這種變化因其改良的特質而顯得緩慢，但也許中國正需要這種不停歇的改良；第三，千人一麵、萬人同聲僵死現實，正在土崩瓦解，中國人可以比較自由地展示自己的個性了；第四，我們的文化，顯然在經過上個世紀一頭一尾進行的東西方文化匯流或碰撞中，得到了良性的滋養，並在逐步在現代的價值體係中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精神品格；第五，欲望不再隻被看作洪水猛獸，在認識它的作用時，多數人變得中庸了。我一直十分慶幸自己在十五歲時，趕上了中國的偉大轉型的開端，並和這個轉型的過程一起，漸漸走向個人的成熟。我一直認為長篇小說，是專門為描繪上升的社會轉型期的時代主角們的行狀，而發明的一種文學體裁。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留傳下來的經典長篇小說，十有八九是寫作家同時代主體生活的作品。《堂吉訶德》《紅與黑》《高老頭》《罪與罰》《白癡》《安娜·卡列尼娜》和《複活》是這樣，東方的《源氏物語》《金瓶梅》和《紅樓夢》是這樣，現代西方的經典長篇小說《追憶逝水年華》《喧嘩與**》和《尤利西斯》也是這樣的作品。對自己生活的時代缺乏熱情，認知無方，最終必將把中國的文學引向歧路，使我們錯過創造出偉大的流芳百世的作品和良機。我一直認為，將來能代表中國文學創作最高水準的作品，絕大多數肯定是描繪作家同時代生活的作品。我清楚，在當下流行的西方背景的中國舶來評判體係中，這種描寫當下中國主體生活的作品，常常被粗暴地判定為二流貨色。創作這種作品的作家和他們有價值的勞動，常常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我深知，在中國仍被西方妖魔化的今天，描繪正在行進中的中國當下生活的作品，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什麽廣泛關注。但我堅信，三十年後，當中國靠實力全麵征服世界之日，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探究中國到底是怎樣變成這樣時，精心研讀的絕對不會是今天我們的中國作家為了迎合他們的價值取向、審美取向、追捧的文化時尚，專門閉門造出來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