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曆史的人看來，日記雖然屬於第一手材料，但卻是不大好的材料。因為記日記的人，往往喜歡在日記裏做假，對於很多人來說，日記，尤其是記述得比較詳細的日記，在奮筆疾書的當時，就存了心，日後給別人看，如果這個人恰巧是個知名人士，這種可能性就更大。不過，就算是當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記日後會出版，作者對經過的事件，在敘述上興許會刻意隱瞞或者顛倒黑白，但日記畢竟會表達出來作者當時的某種想法，至少這種想法應該是真實的。具體對於某一件大事，日記裏說還是不說，說多少，怎麽說，肯定代表了當時作者對這件事的看法。
不用說，“五四運動”是件大事，盡管運動的後期，商人和工人也參加進來，但大體上，人們還是習慣性認為這個運動跟學生和知識界關係更密切，而跟軍人基本上沒有什麽關係。如果一個軍人和一個留學美國學文學的留學生相比，大家肯定多半會認為後者對“五四運動”會更關心些，很可能更熱心，而前者，“五四運動”應該不會在他生活中留下什麽痕跡。但是，我手邊有兩本已經出版的日記，一個是在哈佛留學的吳宓的，一個是陝西軍人胡景翼的。讀完之後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預想完全相反。
在中國，吳宓算是個很有知名度的學人，提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提到王國維、陳寅恪，總能聯係到他。“五四運動”當口，他在哈佛讀書，專業是英美文學。傳統上，留學生尤其是學文科的學生，對於國內局勢相當關心，日本威逼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時候，這些學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憤過一次。巴黎和會與“五四”抗爭，動靜更大，國際關注的程度更高，留學生激動程度當然更高。但是，吳宓這個幾乎每天記日記的人，竟然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顯然，這裏沒有消息不通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報紙對“五四運動”有報道，而且的第二年跟“五四”相關的山東問題之間交涉事件，吳宓的日記在同一時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後，關於新文化運動，諸如白話文學，寫實主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適、陳獨秀，他在日記裏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議運動如火如荼，從火燒趙家樓到商民罷市，工人罷工，最後政府妥協，在他的日記裏居然一點影子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