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文人之厄莫過於文字獄，大約文人所倚仗著的不過一枝禿筆，不弄點什麽在紙上，甚至刻成書就難受。當然，這一不難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諱是免不了的，寫下白紙黑字的議論，如果政治上不正確，又恰好碰上個過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幹條鼻子特好使的狗，那麽有可能倒黴。
有明一朝，在開始的時候，朱元璋識字無多，文字獄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禿頭，忌諱人家說光，偏有那麽些小文人對拍馬屁特別有興趣，自投羅網，結果一個接一個莫名其妙就丟了性命。到後來，隨著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獄的水準也水漲船高，稍微像點樣了。比如李贄放言無忌，捧秦始皇，讚美私奔的卓文君，說伺候了四朝皇帝的馮道的好話，連對孔子都敢說三道四，宣稱不一定以其是非為是非。結果被捉進宮裏，斷送了老頭皮。
曆朝曆代論起來，還是清朝文字獄最紅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鬧了百多年的文字獄。不僅傳統的政治不正確的話題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許多敏感領域，不僅狄夷這種字眼犯忌諱，連明、清，朱、紅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說出了一個以前看起來是常見的詞組——濁清，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怒，說你把“濁”字加於國號之上，是何心腸？甚至如果你在詩文裏多用了幾個“日”“月”，也可能被人告發，說是別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過，要我說，文人最倒黴的還不是在文字上的遭災。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觸犯了忌諱，盡管斷送了老頭皮或者不老的頭皮，在後人那裏還多少能贏得幾分讚譽，被誇成有勇氣，甚至有見識。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種名義修理的文人，不僅當時很慘，過後也得不到後人的好評，在今天看來屬於晦氣到家了。清初的吳兆騫就是這樣一位倒黴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