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人也知道，西方國家在以它們的文明尺度，衡量著這場革命。如果他們能討西方人的歡心，革命就不會遭遇列強的幹預。顯然，他們的目的達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黨跟康梁黨人關於革命的爭議，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革命會產生巨大破壞。康梁們之所以主張改良，就是鑒於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壞，代價過高。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壞、大亂和鐵血的革命黨人，當革命真的來了的時候，最擔憂的一件事，還就是秩序。除了少數地區之外，多數革命黨都主張殺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壞越小越好。曾經利用會黨做革命的先鋒，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之嫌，跟立憲黨人一起限製排擠會黨。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製會黨的破壞性。
對於那些追求中國進步的人來說，庚子義和團事件是一個巨大的陰影。立憲黨人如此，革命黨也如此。此後他們的行動，無論做什麽，都有一個追求文明的動機，借以跟義和團的愚昧、排外劃清界限，甚至爭取在行動中修正西方人眼裏中國人不文明的形象。革命一發生，多少都意味著動**，外國人會擔心中國人的義和團情結野蠻排外。所以，無論什麽地方，革命黨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國人視他們為義和團。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劃定的規範，自覺地自我改造，當然首先表現為對西方人的善意。因此，會嚴格約束自己人，嚴禁自己轄境內的所有人對外國人有所侵犯。湖南的起義，是由會黨龍頭大哥焦達峰首領，可起義之後第一份告示，就是嚴禁侵犯外國人。會黨勢力較大的陝西，會黨中人做了都督之後［六都督之一］，各地黨徒紛紛設立碼頭，大開山堂，擾害地方，誰也奈何不了。但是在有些碼頭做出支持暴民攻擊教堂的舉動之後，他們的大首領張雲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碼頭，不服從的，就派兵鎮壓。整個革命期間，盡管革命黨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國人和教堂的事情，相當稀少，偶爾幾次，也遭致新政權的全力鎮壓。重慶的革命軍士兵，上街時攜帶有兩麵旗幟，分別寫著“中華民國”和“複漢滅滿，保教安民”。重慶蜀軍政府告示上寫道：“興漢排滿，保商衛民；大軍起義，雞犬無驚；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護，不許犯侵；如有匪徒，乘機搶劫，軍法從事，殺之無赦；言出法隨，凜遵勿越！”專門把教堂教民單列出來，作為保護的重點，用心良苦。寧波光複，軍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殺令，頭兩條都跟外國人有關：“一、拆毀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斬；二、損傷外國人及本國人民者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