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的實際作用，就像暗殺團用來練膽的骷髏，放在那裏，配合著夜色和燭光，的確夠恐怖。可是見得多了，也就那麽回事了。
刺殺五大臣的革命黨人吳樾，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叫《暗殺時代》。在中國進入20世紀之後的頭十年裏，的確是個暗殺時代，尤其是在新政開始之後的那些年裏，幾乎年年都有暗殺發生。雖然說，中國人已經接觸洋槍有好些年了，但是，對於新式手槍和炸彈可以用做暗殺，清朝大員們顯然沒有準備，這兩種玩意，對於暗殺實在是過於方便的利器，尤其是炸彈，更是威風八麵。太平天國滅後，清朝大員馬新貽被刺，殺手用的還是匕首。從某種意義上說，清朝官員，在革命黨的暗殺中屢屢中招，跟他們八抬大轎、鳴鑼開道、招搖過市的出行方式有關。一行人聲勢浩大地過來，隻有官員坐的轎子目標最大，就好像是跟人說，來吧，我在這兒呢。轎子上又沒有裝裝甲，走得又慢，無論是槍打還是炸彈炸，非死即傷。出國考察立憲的五大臣，改乘火車，人多眼雜，暗殺就不那麽方便了，所以吳樾實際上是炸了自己，暗殺的目標隻受了輕傷。電影《十月圍城》上映，記者問我，清政府是否有過這樣對孫中山的暗殺？我說，如果有的話，隻能是反過來，都是革命黨人暗殺清朝大員，連太後和攝政王，都是他們暗殺的對象。孫中山隻有在還不出名的時候，有過一次不明不白不傷皮肉的“倫敦蒙難”。暗殺，當時是革命黨人的專利。清朝政府，隻有招架的份兒，哪裏能想到去暗殺孫中山？
暗殺跟武裝起義一樣，是為了打江山。相對而言，當時的革命黨對於暗殺的重視程度，居然要超過策動起義。台灣學者陳孟堅研究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現《民報》對鼓吹暗殺格外熱衷，所載圖畫中，暗殺主題的占到22.67%，而在討論革命手段的行文中，鼓吹暗殺的占到21.65%。吳樾刺殺外出考察立憲的五大臣，說起來多少有那麽點不夠正大光明，因為是為了阻止清朝向這方向變革。但《民報》連篇累牘地報道，把他說成是民族英雄和楷模，還為他的行為編出一係列的所謂正當性理由，雖然說來說去，無非是滿人種族低賤，而且有屠殺漢人的前科，沒有資格再統治中國，但居然列了六條之多。原本對暗殺不甚熱衷的黃興，在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對組織起義心灰意冷，也轉而期望暗殺。顯然，暗殺比起義要方便，幾個不怕死的，再加上趁手的家夥，就可以操練。正因為如此，清朝的官員可恨者，要殺，比如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多次鎮壓起義，連續兩次遭到暗殺，最後一次被炸成重傷，差點送命；表現還不錯的，甚至對暗殺者有恩者，比如安徽巡撫恩銘，也要殺，因為他們活幹得太好，對革命不利，不可以私恩替代公義。良弼這樣對漢人不錯的滿族人才，更要殺，因為他有更大的欺騙性。連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這種事也要加以阻止，因為真的立憲了，革命也就不好再繼續了。中國人暗殺的直接榜樣，就是俄國的民意黨人，所有民意黨的暗殺英雄，也是革命黨的英雄。在日本的時候，俄國民意黨人還教同盟會製造炸彈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