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心立憲的人，有的揣著明白裝糊塗，有的則真是糊塗。
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個變化特快的地方。在1900年還在舉國上下狂熱排外，逢洋必反，推崇弄神弄鬼的義和團，轉眼，到了1903年，就開始舉國上下嚷嚷著要按西方的要求改革了。充滿了阿Q氣息的總理衙門，就在這一年，變成了外務部。1904年，官製改革、軍事改革和司法改革還沒啟動，朝野上下就開始談立憲了。及至1905年上半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中國人的興奮，大概僅次於日本人。在他們看來，日本這個黃種人的國度能夠打敗一個歐洲強國，全賴於他們的製度——人家立憲了。所以，中國要想翻身，唯一的途徑是學日本，也來個立憲。
這樣的認識，不僅是報界的呼籲，也不光是趨新的知識界的共識，有實力的在野士紳，比如張謇、湯壽潛，在朝的大臣，比如張之洞和袁世凱，甚至一些王公親貴，溥倫、載澤，甚至當政的奕劻、鐵良也做如是之想。這在某種程度上，得感謝嚴複，也得感謝義和團，他們從正反兩個方麵，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注入了這些大人物的大腦。如果說，戊戌變法時學習日本，僅僅是個剛剛開了頭就斷掉的序曲，那麽，清廷新政時期學習日本，才真是熱潮。不僅在短時間內，幾萬人湧入日本留學，而且日本的專家，從軍事教官到幼兒教師，也成批地來到中國。當時朝野的立憲呼籲，也是比著日本來的。其實，按製度史上的分類，當年日本的製度，還談不上是君主立憲，僅僅是一種二元君主製，雖有憲法，但君權還是高過民權。當時的世界，實行二元君主製的典型國家，除了日本還有德國，而日本其實是學德國的。此時的中國立憲，也一直在拿日本和德國說事，但是大家心目中，更在意的是日本。隻是，中國朝野鍾情立憲的人，原本是同床異夢。有的人拿日本說事，是存心含糊，借日本暗渡陳倉，最後真的搞立憲。有的則是真心移植日本製度，看上的就是日本的君權至上。更多的人，其實對什麽叫立憲，不甚了了，隻是想借立憲跟滿人進一步分享權力。醉心立憲的人，有的揣著明白裝糊塗，有的則真是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