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本身的崇高，壓倒了一切，使得他們多少有點肆無忌憚。隻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麽代價都可以理解。
秦漢以來，有政權，就有租稅。租是給田主的，稅是給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區由於城居田主比較多，所以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務委托給專業的“局”來做。專業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時候也會借助官府的力量來嚇唬人，但是，真正動真家夥的時候，非常少。至於皇糧國稅，地方官征收之際，對於那些抗稅不交的“刁民”，也會派衙役把他們抓來，關在班房裏“比較”［一種準暴力的催稅辦法，所謂三日為一比，五日為一較］，但真正動武，也談不上。除非碰上某個地區集體抗糧抗稅，才會申請鎮壓。但是到了這個地步，等於民變了，鎮壓是由軍隊來幹的。不過，這種事，出現的幾率並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裏人的事，一般的內地農村人對於革命基本上不明就裏，稀裏糊塗，當然也不關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頭上，比如被拉了伏，給剪了辮子。但是，這麽大的事，鄉村即使是一潭死水，總會有點動靜，尤其是那些比較發達富庶的地方，比如江浙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難免被波及。
這些地方關於革命的傳聞，大抵有兩派。一派以為是幫會的勾當，反清複明，革命黨打白旗，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革命把韃子趕走，漢人坐天下，明朝又回來了。所以，有鄉下的土鄉紳，身穿明朝衣服出來迎接革命軍。另一派要比前者認識提高了一點，他們看來，革命就是不要皇帝，不是明朝複興。既然不要皇帝，皇帝沒有了，皇糧國稅也就不用交了。所以，信奉後一種說法的人，不僅皇糧國稅不交了，連田主的租子也自動免了。
江浙地區，最早革命的是上海。上海滬軍政府守著第一號大商埠，不愁沒錢用。為了收買人心，挖清朝的牆角，四下貼告示，免除農民的租稅。但是，前後腳工夫，浙江和江蘇就都獨立了。這兩個地方雖也富裕，但架不住新政府擴軍太快，一個師一個師地增加，加上外地的客軍一個勁地湧進。那時候也不興講革命精神替代物質享受，每個軍士都要發餉。原來藩庫存的銀子，很快就花光了。正好趕上秋季征收，租稅該征還得征，不征，政府和軍隊吃什麽？農民不肯交，聚眾抗糧，隻要當地田主有請，軍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討。昆山青浦一帶的農民，本來就有心不交租稅，又看到了滬軍都督陳其美免租稅的告示，抗租抗稅，理直氣壯。但是江蘇軍政府派來了幾船的士兵，毫不猶豫地開槍鎮壓。人死了，租稅自然也就征上來了。無錫、常熟、江陰等地也陸續發生抗糧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鎮壓。昆山抗糧的領頭人是個廩生，以為農民的行為充分有理，還送上門去跟官府力爭，以為還是清朝，秀才不領刑責，但到了革命的衙門，卻被抓起來槍斃。常熟王莊鄉農民抗租，常熟軍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氣打死鄉民三十餘人。大義橋領頭抗租的地保，被抓到縣上，省裏來了委員，提訊人犯，略問數語，即推出一槍斃掉。當時，軍政府明令，凡是抗糧抗租的農民，一律軍法從事，不加審訊，即行槍決。有的地方，農民確實聚眾有武裝抵抗，比如無錫、常熟和江陰三邊交界處的千人會抗租抗糧事件，出兵鎮壓，還有點借口。但多數所謂的抗租抗糧事件，無非是一點點的**，有的則是秀才的和平請願，卻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這樣的殺人，大規模的，如果擱在清朝，太平時期是沒有地方官會這樣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