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默默地去了。他生怕影響領導和親友的工作，打亂周鄰的生活規律似的，悄無聲息地去了。
他的去，也和他的生一樣，默默地、默默地……
有些人，一生裏轟轟烈烈；有些人，一生裏大起大落，有些人，一生裏，花團錦簇；有些人，一生裏，稱號疊疊……他沒有。為人做嫁四十餘年，自己沒有一件“新衣”。旁人為人做嫁，頭上還能戴上一頂“職稱帽”。他呢，陰差陽錯，連這麽一個“稱號”也沒有“撈”上。當青年學生時，全班的一次集體活動，把一頂三青團員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這如同一根繩索，繃著苦和難一對孽鬼，結伴他的一生。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對孽鬼才被驅散，他才實現他一生的崇高願望——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我認識他很晚。
我聽到他的名字和故事卻很早。
他的故事，我是在聽關於蕭育軒的故事時聽到的；是在聽關於古華的故事時聽到的。說他們最初的創作、最初的文學起步，如何如何得助於他的幫助。他是解放前的大學文科畢業生，文學修養和文學功底很好，本來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幾部著作。而他沒有，他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給了一代一代青年作者了。湖南五十年代起步的作家、六十年代起步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得到過他的幫助。可是這些，他自己從來不在人前言及。去年秋天，我主編《湖南當代作家小傳》一書時，請他寫一則小傳入選，他堅持不幹，總說他沒有什麽作品，妄為作協理事。後來，還是這本書的副主編王以平同誌為他代擬的。一個編輯，編發了好作品，培養了好作家，這不就是編輯的“作品”嗎？人們在議論作家的時候，不常常說到他得到某編輯的幫助？人們在議論編輯的時候，不常常說到某某作品是他編發的，某某作家是他發現和培養的嗎？好編輯龍世輝去了，人們並沒有忘記他編輯的好作品《林海雪原》、《芙蓉鎮》……等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