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上看，公安機關刑訊逼供的問題似乎很嚴重，其實，這個問題對中國而言從來都不是什麽新鮮事兒，現在報道得多了，並不意味著過去就比現在好，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這個問題講得多，倒是一種進步，說明人們多少有了點權利意識，也可以說，人們對執法部門濫用權力的現象有了某種警惕，而有關部門也多少有了點容人說話的雅量。
當然，警惕也好，雅量也罷，要想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卻還任重道遠；因為這決不僅僅是公安機關的事情，更決非加強學習提高警察法律素質和心理素質所能奏效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要使刑訊逼供不再成為公安機關的嚴重問題，而隻是個別的特例，需要公民文化的建設，需要一種良性的法律文化背景的形成，需要司法製度的改革，其實，更重要的，也許是在政治上的著力。
盡管傳媒上對刑訊逼供口誅筆伐，當事人的悲慘遭際也令人觸目驚心，但跟警察們私下聊起來（包括一些盡職盡責的好警察），幾乎都認為刑訊或者類似刑訊之舉，畢竟是偵破案件的有效手段。就是一般老百姓，隻要不搞到自家頭上，顯然對刑訊逼供也不那麽反感，看見電影電視中的警察痛揍那些並沒有定罪的“罪犯”，又有誰不感到解氣呢？無罪推定說說容易，但實踐起來卻遠不是那麽回事了，隻要是懷疑到誰頭上，總是禁不住想要盡快地問出個究竟來。對方要是堅持行使“沉默權”，那麽就難免要吃苦頭，尤其是上麵要求限期破案，而這邊又久無進展的時候，這種事情就更容易發生。
刑訊逼供，在某種程度上，在於警察包括與案件相關的人們對於犯罪嫌疑人口供的過分重視。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出於曆史的原因，因為在傳統社會，官府審案沒有口供是不能定案的，因而允許審案者（主要是地方長官）有條件地刑訊，結果是青天大老爺打板子上夾棍成了家常便飯，以至於在後來的歲月中，相信口供成為人們的一種頑固的習慣，而為獲取口供動粗，也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人們不應忘記，動刑逼口供不過是傳統法律世界的技術成分，在這種技術層麵的背後，是以刑求治的政治框架。在這種框架裏，整體國家社會體係結成一個等級森嚴、秩序井然的金字塔，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禮製結構”，失禮、逾禮、越禮都意味著對秩序的挑戰和破壞，必須以刑加以懲罰，使被破壞和擾亂的秩序歸於正常。在這裏，官尤其是審案之官，象征著秩序的維護者；而民，則是隨時有破壞秩序之虞的草民、刁民，動刑不僅意味著懲罰，還意味著威懾，所以刑訊要在公堂之上，不僅在公堂上打板子，而且還有所謂的號枷示眾，站籠示眾，要的就是隨時隨地地殺雞給猴看的效果。所以刑訊逼供不僅是催問口供破案的需要，還是傳統社會“治民”之必需，尤其是社會比較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