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差不多要算為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個曆史事件了，凡是後世倡導改革的時候，這段往事就會被記起，或歎其失敗之淒壯，或言其改革之銳勇。其失敗的教訓理所當然是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隻是，說來說去，似乎話還沒有說完，在我看來，也許真正的教訓還沒有被人們找出來，所以不妨在這裏再囉嗦兩句。
王安石登上曆史舞台的時候，宋朝已經處於內憂外患交集，國貧民窮的境地，冗官、冗兵與冗費像三座大山壓在政府的頭上，政府機構層疊設置，官吏越加越多，整個政府毫無效率可言。而作為政府軍主力的中央軍，由於北方契丹人和黨項人的壓力，雖然逐年擴充，但百萬之眾麵對總計不過十數萬人的敵人，卻屢戰屢敗。每年的行政費用、軍費開支和被迫交納給遼與西夏的歲幣，使得國庫空虛，民窮財盡，農民的負擔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國家已經沒有出路了。
然而，改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僅改革的設想屢見，而且範仲淹等人也曾著手實行，但結果卻不了了之。宋朝優待讀書人，鼓吹文治精神的開國之策，演變出一個不斷自我膨脹的文官體係。讀書人進入仕途的門框低，而且凡屢試不第的廢物，都可以參加“特奏名”考試，在那裏，曾經發生過隻寫了“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就錄取進士的千古奇聞。隻要踏入仕途，麵前似乎隻有加薪和升遷的美景，對於大多數官員而言，隻要不妄想出謀劃策建立奇功偉業，自然會憑著資曆熬上去（蘇軾有詩言道：“但願生兒愚且直，無災無害到公卿。”），升遷慢就等於是懲罰，這種隻獎不罰的“幹部政策”，使得趙匡胤的“養士”變成了“養官”，雖然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宋朝內部的穩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卻也讓趙家的子孫捉襟見肘地犯難，眼見得龐大的官僚隊伍不僅吃空了國庫，而且使整個國家在兩個北方遊牧民族的壓迫下反倒陷入過度的低效率的狀態。更可怕的是，這個龐大的文官體係幾乎是自發地抵製任何改革的企圖，範仲淹等人發起的“慶曆新政”，與其說敗在什麽大地主階級的手裏，不如說是毀在朝野官僚眾口鑠金的群嘴和台下亂踢的亂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