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時頃齊先生來，繼續譯述《戰時中國的文藝活動》。至十一時將半，東方大學代表來，請去作報告，講題不拘，我因毫無準備，隻好請求改期。至一時將近，譯事始告竣事。
三時頃，出往參觀革命博物館。大部分內容和列寧博物館所陳列者相同，列寧與革命是分不開來的。列寧死後的文物則多集中於斯大林，斯大林與革命也是分不開來的。
有一個地底室的模型，列寧與斯大林曾潛伏其中工作者，僅一井眼形的通道，並須由側穴繞行，始能出入，然而仍被破獲了。這種堅苦卓絕的地下工作精神，令人感奮無似。
曆年十月革命節，由各國所贈送的禮品多所陳列。斯大林六十歲時的壽禮紀念品更有一專室陳列。各種禮品都是些精心結構，極盡了精巧的能事。在壽品中發現了中國的一種，是在一幅紅緞上寫黑字，這要算是最簡單的一種了，好在紅黑分明，一眼看去，誰都曉得是中國的東西。
晚八時，對外文化協會有歡送約翰孫博士的送別晚會，被邀往參加。來賓甚多。老博士的精神非常煥發。協會贈送了一張大幅的油畫肖像，鶴發童顏，相對而笑，老博士的心境，其樂可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仁惠的友情得到仁惠的友情，在這兒是豐滿地被形象化了。但也有種下後不僅不結實，反而飛沙走石的磽確的土地，蘇聯人民的心在我眼前也活鮮鮮地呈現著，絲毫也不磽確。
在這兒見到鮑羅廷先生，將近二十年不見麵了，起初我沒有認出他。是他自己先向我寒暄，他說，他年紀已經老了，而我卻絲毫也沒有變。鮑先生倒看不出什麽老相，比北伐當年似乎更加壯健，上唇隆起著的一簇焦黃色的胡須，似乎也更加有力。他在主編著英文的《莫斯科報》，這是我在莫斯科所能閱讀的唯一的報紙，我感謝了他，他似乎有點回避我的神氣，和我沒有說上幾句話又走開了。我很想對他說，“中國的人民是記得你的，並沒有把你忘記”；但沒有得到說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