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一二年，這便是中華民國的元年。
這一年在我有兩重的紀念：第一，不消說就是我們的中國說是革了一次命；第二呢，是我自己結過一次婚。
我自己的那一場結婚的插話，現在要把它追述出來。這也是那過渡時期的一場社會悲劇，但這悲劇的主人公，嚴格地說時卻不是我。
我自己本來在十歲以前就訂了婚。女家和我家並非親眷，性質上完全是媒妁婚姻。但這場婚姻在未實現之前便已終結了，因為對方的女士在我十四歲還在小學裏讀書的時候她便死了。
由這女士的一死，我便成為了一位“寡人”。但我自己在心中卻隱隱感到高興。在當時我已經讀過一些新舊小說，舊小說中的風流，新小說中的情愛，那是大有**性的。那樣的機會自然是水底月，鏡中天，但在自己的心裏不能否認總含有萬一的希望。因此，我自從十四歲以後便不願從速訂婚。我的父母在這點上也很能體貼我。自小學而本府中學而晉省讀書，在這期中每有婚事的提說，父母都征求過我的同意。我自己都以“不忙”二字推卻了。起初的三兩年，先後來提婚的有四五十處，就中當然也有門當戶對的，也有的在我還是高攀的。同府同縣的門當戶對的人家，除掉了四五十家也就不會再有多少了。因而以後的三兩年便不免“青鸞信渺”了。
一個人是經不得好幾個三兩年的，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我已經滿了十九歲。那年的暑假我回家，母親向我提起一件往事。
我們鄉裏有一家姓陳的，出身很有問題，因為煮酒和開藥店，相當賺了錢，鄉裏人都把他當成暴發戶。那家有兩個兒子在高小時和我同過學，高小畢業之後又同過中學，暴發戶漸漸變成書香人家了。當年的高小畢業生資格是“秀才”。一家出了兩位“秀才”，那做父親的當然很高興，他自己便擺起了一副“老太爺”的架子，他並要求別人尊稱他為“老太爺”。因此，鄉裏人便愈見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