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對於搞義和團研究的人來說是個非同尋常的年份。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這樣的大都市攪得天翻地覆的義和團，在幾個月內演出達到了**，隨即謝幕。義和團事件對於當時的中國最直接的後果有三個：一是讓本來就被甲午賠款困擾、窮得快要當褲子的中國人又背上四億兩白銀的大賠款；二是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第一次有了外務部；三是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外國軍隊有了“合法”的駐紮權，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外國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場戰役，而天津按條約規定，隻許有外國軍隊而不許中國軍隊駐紮。小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七七”事變時，既然日本還沒有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也就是說還沒打進山海關，二十九路軍為什麽會在北京南麵的盧溝橋與日軍打起來？前一段時間很暢銷的一本書《我所見過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與眾日本中學生辯論盧溝橋事變是誰先打第一槍時，難倒眾日本中學生的法寶其實也是這個問題。從根子上追，都與義和團有點關係。當然，義和團事件的後果也不盡是慘事，庚子賠款支付了沒幾年，美國人退回庚款，於是有了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後來變成了清華大學。
在20世紀初，對於正在學習西方自覺追求“文明”的中國知識界來說，義和團的存在和發生無疑是個恥辱，一個讓他們在外國人麵前抬不起頭來的恥辱，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多少人樂意談“拳亂”，回避這個事件，無疑有諱言家醜的意思在內。自庚子以後直到辛亥革命，中國追求“文明”的自覺顯然更加強烈了，一時間在市民們中間“文明”滿天飛，看的是“文明戲”，戴的是“文明帽”，手裏還拿著“文明棍”，連跟洋人叫板抵製洋貨也自詡為“文明排外”，說到根上這都是叫義和團事件刺激的，大家無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舉止的行為跟義和團的“野蠻”劃清界限。辛亥以後雖然漸漸地這種“追逐文明”的熱潮開始降溫，但是隻要知識界與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親和感尚在，向西方學習的基調沒有根本改變，人們就不會對義和團以及義和團的研究有太大的熱情。應該說，在這一階段義和團在知識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與文明相對應的野蠻，而其內含的另一種象征中國本土文化對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蘊，基本上被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