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甲午戰爭的刺激，夢醒的不僅是那些開明的士紳和那些頭腦靈活，很快就能轉向的士人，連那些頭腦冬烘的三家村學究也同樣是如夢方醒。當年在甲午之前組織和參與打教鬧教的士紳們雖然困惑和焦慮，但是他們並不真的相信他們的天朝最終會滅亡，他們賴以自傲的文化會被連根挖掉。因為“天朝”的馬車雖然搖搖晃晃，但還在按步就班地走，士人的生活雖然受到衝擊和挑戰，但也還能按著老步調走。科舉還有魅力，子曰詩雲也還有人要聽。在他們眼裏，洋人無非是“要碼頭”，“要通商”，一時半會不致於傷筋動骨，雖然傳教像鴉片那樣討厭，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耐。
甲午戰爭徹底擊碎了他們苟且的夢幻，瓜分中國的話題在西洋和東洋人的話題中流行，而中國人畫的瓜分圖也在中國人中流行。而且仿佛突然從天而降的嚴酷情勢，一下子把他們逼到了無路可走的境地。說實在的，對多數昨天還在草擬打教揭帖的士人來說，讓他們馬上轉過來從西學中討生活，不啻是天方夜譚。在中國已經出現西學熱和“東學之漸”的情形下，大多數讀書人卻因“習業已久，一旦置新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適從之勢。”
地處山西的舉人劉大鵬，在1895年進京會式時，由於受到形勢的壓力和風潮的感染，因此托人買了些經世書籍來讀，並對西學開始感興趣。可是他所在的地區卻因“廢學校、裁科考之謠”，士子們“人心搖動，率皆惶惶”。顯然，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能像梁啟超那樣“一旦故壘盡失”卻能革故從新，毅然沉下心來重頭開始。
應該說，這些“人心搖動，率皆惶惶”的士人，因甲午戰爭刺激起來的民族情緒並不比那些一心要變法的先進分子來得差。對於他們來說，既有戰爭與割地賠款帶來的強烈刺激，又有在一連串反洋教鬥爭中直接的“委屈”與不平，甚至還有家產與家人的損失。在求新無力，守舊無因的困境中，民族主義的憤**緒更易於導致他們懷戀舊日的“平靜”。困境愈困，壓力愈大，他們就更加懷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