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新運動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軒然大波的康有為、梁啟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時代變法的“二王八司馬”，其潛台詞即為“小人輕進”。要知道，這些議論並非出自那些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對於他們來說，康梁等人的確缺乏足堪孚眾的聲望與資曆。
袁世凱的確是個投機分子，但是在維新運動之初，他還算是一個希望變法（雖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卷入政變的漩渦，他也許不一定會變成無恥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見，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對變法並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見。在戊戍年年初，袁世凱曾上了這樣一份奏折：“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光緒帝還真的答應了袁世凱的請求，下詔宣張之洞進京，結果剛走到上海，沙市發生教案，本來就不願張進京的翁同龢就以此為借口阻止了張的進京。
甚至連十分同情變法的費行簡，也對維新黨人感有些不以為然，他說：“其黨（指維新派）傳嗣同猶天人，而予與稔交，知其博辨喜事，**寡識，初非任事才。楊銳、林旭皆溫雅詞章之士，更鮮老謀。”明麵上說是他們缺乏經驗，不老謀深算，等於是說他們缺乏閱曆。也就是說，即使在費行簡這些人眼裏，維新黨人還是難以孚眾望，壓得住台麵。
就是連十分賞識康梁的光緒帝，也很難超越這種資望的成見。他召見康有為後，隻賞了康一個總理衙門上行走，隻有六品的頭銜，距康原來的期望相差太遠，結果令維新黨人大失所望，在召見的次日，梁啟超寫信給他的至友夏曾佑說：“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爾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按“清朝故事，舉人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下亦不失為內閣中書。”當時梁辦《時務報》聲名赫赫，大家都以為這回必有大用。結果，隻賞了個空頭的六品頂戴，什麽官銜也沒有，比他老師還慘。其實，光緒不給康梁好一點的位置，高一點的官銜，隻是由於他的權力有限，（西太後規定一品以上大員任命須經過她，而將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作主，召見畢，盡管軍機大臣提議為總理衙門上行走，但光緒完全可以在此基礎拔上兩級。）還是因為在光緒眼裏，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難以入中樞主持政務，所以召見完之後，許康有為專折奏事，實際上讓他編書提供理論。而讓梁啟超主持譯書局，提供西學材料。直到政變將作，還是讓康有為南下督辦官報。其次是由於兩人資曆不夠，出身一般，驟升高位，恐引起頑固派的激烈反應。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樣，梁啟超未獲大用是由於梁啟超“一口廣東官話，聲如洪鍾”，結果把“孝”說成“好”，把“高”說成了“古”光緒不知其所雲，所以沒能撈到官當。其實梁啟超對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見時事先帶進許多他寫的東西，兩人相對，以任公之捷才，言語不通盡可以動筆筆談，何至於“不快而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