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又稱百日維新和康梁變法。這兩個稱謂很恰如其分地點出了這場運動的兩大特點。一是時間短，雖然從甲午戰後就開始嚷變法，但真正開始變法不過是戊戌年那一百天的事。這樣短的變法古今中外都少見（唐代的永貞新政號稱短命，但也延續了近八個月），嚴格地說，隻能算一次流產的政治改革。二是變法的倡導者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沒有他們，也許就不會有這樣一場變法，至少不會有這種樣式的變法。雖然變法是甲午戰後幾乎所有思想開通且有心救國的士人的共同心願，但領頭羊無疑就是康梁。參加過變法，後來成了中國出版業大王的張元濟先生有詩曰：
南州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
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
這其實也是那個時代許許多多讚同變法者的共識。這些人裏不論與康梁交情深淺、印象好惡，但幾乎都認為他們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戊戌維新從表麵上看是曆史給中國的一次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卻又來得太不是時候。盡管我們不得不對康梁表示遺憾，認為他們缺乏政治經驗，不懂策略，甚至胸無韜略，因此不知道選擇對象，拉攏同盟者，犯了許多不該犯的錯誤，因此早早地輸掉了大家都希望他們贏下來的這局棋。但是，在那個時代，誰又更高明些呢？有經驗富謀略者，如李鴻章，沒有那個心胸；有見識的如嚴複，沒有那個氣魄。能夠堅持不懈，反複上書呼籲，在下奔走聯絡的；能夠辦報啟蒙、大聲疾呼的；能夠不怕挫折，不屈不撓的；能夠振臂一呼，不怕罹禍的，也隻能是康梁。也許，他們並不是那最傑出的人才，也不是最通西學的學究，更不是合適於主持政治變革的政治家，但是，時代選擇了他們，他們也當仁不讓地站了出來，沒有他們的不屈不撓，奔走呼號，這樣深度和廣度的變法在中國是不可能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