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康有為如何自負，說他很早就知道了達爾文和進化論，甚至知道在進化論影響下西方學術界的動向，但是在中國，傳播進化論，或者嚴格地說傳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將卻當之無愧地當屬嚴複。
1879年自英國留學回國的嚴複，沉在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的位置十幾年，像其他留學生一樣，飽受排擠與不得重用之苦，由於沒有功名在士林中抬不起頭來，他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應鄉試，以期掙個“孝廉”（舉人）身份來藉慰他那不服輸的心靈，可是偏偏又屢戰屢敗。相對於同時期的中國士人，他不僅是最通西學的人，而且還是對中國具有深刻認識的人。這樣一位中國罕見的人才卻不得不把精力和才華虛擲在年複一年的八股舉業和應付上司和應酬同僚的無謂事務上，他內心的痛楚實際上比之其他的留學生更甚。
甲午之後，嚴複也是一個大聲疾呼變法圖強的人，他也給皇帝上過萬言書，很早就與張元濟一起開辦了學西學的通藝學堂，還在天津《直報》撰稿為變法造聲勢，破疑難，提供理論武器。後來他又與夏曾佑等人主辦天津《國聞報》，我們前邊曾經講過，《國聞報》的影響僅次於《時務報》，而議論之深刻還過之。《國聞報》堪稱屹立於北方的維新變法的一麵旗幟，一麵有別“康黨”的旗幟。
嚴複對中國貢獻最大的是譯介了一大批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經典，如《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法意》等等。應該說，這些譯著選擇的眼力都相當不錯，也大多為中國當時的必需。“嚴譯”雖與後來的“林譯”（林紓之譯的小說）齊名，但社會效益卻不能相提並論，就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推動作用而論，林譯遠不能望嚴譯之項背。然而，嚴譯中的重中之重，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劃時代影響的，還當數《天演論》。對於戊戌維新，現在人們多稱道其價值在於思想文化的啟蒙，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講，那麽嚴複的貢獻並不讓於康梁，雖然他並沒有登高一呼的天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