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上各個朝代中，清朝是個偏於保守的朝代，臣民上書言事是受到限製的。四品官以下，不許直接上書皇帝，一般中下級官吏如有上書，須由高級官員轉奏。嘉慶繼位後，下詔求直言，但身為翰林院編修的洪亮吉上萬言書仍須由別人轉奏。如果是布衣的話，想上書隻能通過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權視其內容是否適宜，決定是否轉遞。由於有這麽多關卡和刁難，實際上很少有平頭百姓的上書能上達“聖聽”，顯然，清朝皇帝也不想直接看到來自布衣的“奏折”，就連官員們的單獨上奏也是皇帝賦予的一種特權。皇帝主要是依靠監察係統的耳目來了解下麵的情況，還利用官製設置上的相互牽製，相互告密，防止被人欺瞞。
也可以說，作為清朝的皇帝，他們絕不想與老百姓直接打交道，隻指望牢牢地坐在寶塔頂端，隱在深宮裏永遠保持帝王的神秘性，這也算是一種統治特色。
清朝統治是最徹底的肉食者謀，隻有做到了高官，才有發言權。清朝繼承明製，製度上的興廢不多，而且總體實行的是簡政政策，地方上賦稅征收手續簡單，各種政策大都依舊例進行，所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不僅不需要多少創造性，而且習慣於守舊因循，不喜多事。所以像龔自珍說的那樣，“萬馬各暗”雖然可哀，畢竟可以維持下去。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統治機器的腐朽，清朝統治是越來越缺乏活力，整個官僚體係暮氣沉沉，因循玩忽竟然成為為官者必須遵循的原則。乾隆後期以來，統治已是千瘡百孔，運轉不靈，本來並不嚴重的白蓮教起義，剿了幾年，反而越剿事越多，八旗兵不中用，綠營兵也不中用，不得已隻好招募鄉勇，又要加以苛練，結果反而使鄉勇變成了義軍。嘉慶上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將白蓮教起義平息下去，京畿之地又發生了林清起義，居然打到了皇宮，嘉慶在“罪己詔”中“筆隨淚灑”地痛訴官吏因循玩忽之苦，但卻不肯稍稍改一改“不開言路”的舊製。嘉慶死後，兒子道光雖說敢於執槍射落一爬皇宮宮牆的義軍，但治國也不比老子高明多少，天下究竟怎麽樣，他也不甚了了，官員們欺下瞞上的功夫日見其長。鴉片泛濫到了官兵拿不動刀槍的程度，白銀的外流已經造成銀荒了，皇帝老兒才知道。梁啟超說得很是真切：“故疾苦如山，積弊如海，九重萬裏，無由聞知，向來譬之如十七層浮屠，層層塞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