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維新運動最終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濺菜市口而告終。都說中國傳統社會裏改革者沒有好下場，但是這次結局出乎尋常的悲壯慘烈。深精佛學，早已勘破生死，一身俠肝義膽的譚嗣同，能逃而不逃，決心以一死來喚醒國人，同樣有此心卻性情懦弱的梁啟超先是拒絕了日本公使的幫助，但是在最後一刻還是避入日本使館最後逃亡。正在離京途中的康有為得英國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說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換門求告終是石沉大海。
中國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後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有名無實地苟延殘喘之外，全部付諸東流，連榮祿倡導的武科舉改革，也複其舉石放箭的舊規。西太後為了自己無可遏製的權欲，身不由己地“榮升”頑固派首領。一時間，完全不可靠的“人心”，成為她破簾而出的唯一依據。在從戊戌到庚子這段時間裏，為了廢掉光緒這個雖然懦弱卻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敵”，她與西方各國以及洋務派督撫們關係驟然變得緊張起來。事實上，她所麵臨的情況與處境比之“坐並觀天”的光緒還要尷尬。不管她願意還是不願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車輪就不由自主地向後轉，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學習的路，那麽應付西方的外部壓力就隻剩下向民間尋求助力這一條路。那些百無一用、滿口胡柴的頑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來，朝中沾點“新”味的官員人人自危，連李鴻章也不得不尋求外放以避禍（頑固派的彈章並沒有放過中立的李鴻章和看風使舵的張之洞）。到了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後，不少與洋務派有點瓜葛的官員都受到牽連，非死即逃。封建頑固派的排外主義，與下層民眾積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間鄉裏的巫術、神道、武功等等文化因素都成為頑固派的抗外資源，頑固派拿國家民族命運當兒戲，輕率而不負責任地利用了下層民眾的反侵略情緒，極其不理智地操縱利用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在把義和團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後，又轉過來出賣剛剛還譽為“義民”的義和團，搶先在洋兵來到之前，剿殺那些“扶清滅洋”的樸質農民，當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進入中國農村時，發現他們要追剿的“拳匪”的人頭已經早就掛在村頭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