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發動公車上書開始，中國政治開始進入變革的“非常時期”，在日常政治運行的同時，另一條改良運行線也開始啟動。幾種自鴉片戰爭以來在中國從未有過的政治形式出現了，政論性的報紙以直接的政治動員主導了輿論，多少帶有點政黨性質的“會”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渠道中活躍著。
也許，康梁等人並非當時中國懂得西學最多的人；也許，他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也並不透徹；也許，他們對當時中國政壇的基本情況都缺乏應有的認識；也許，他們都算不上是富有經驗和頭腦清醒的政治家。但是，他們有熱情，也有韌力，沒有他們堅持不懈的活動、推動和鼓動，這場維新運動是無論如何搞不起來的。
問題是，他們是中國人，而中國政治的近代變革，麵臨的課題實在是太嚴峻。幾千年的積澱又太沉重。國內連像樣的資產階級都還沒有，卻要搞資產階級性質的變政，士大夫連像樣的西學都不知道，卻要搞西方的政治。一邊啟蒙，一邊政治操作，啟蒙話語過了點頭，就轉過來影響政治進程。微妙的政治交易，模糊的黑幕政治，難纏的政治慣例，還有搞不清的各種政治勢力的分化重組，即使沒有頑固派的反對，政治變革已經是步履維艱，一波三折。
變法的政治曲線，時而高揚，時而低回，這是因為曲線的坐標雖然是西方的，但運行的平麵空間卻是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