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政治中的補丁傳統曾作為清代比較有效的彈性機製，幫助王朝渡過了許多難關。在麵臨近代的挑戰時，人們仍然習慣於以補丁的方式來渡過危機，洋務運動就采取了這樣一種形式。由於這種補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洋務運動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東方這種外發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官辦到官督商辦再到商辦的三階梯，在洋務運動中僅進展到官督商辦這一階梯就停滯不前，甚至還有倒退的跡象，因為補丁政策並非意在作扶植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溫床。
洋務運動這種不以政治變革為目的的改革運動，並非毫無效驗，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進一些西方的因素來補充中國社會經濟體係的不足，因而很難培植起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因素。政治與經濟的二元體製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確實可以保證非近代的社會向近代過渡，但是由於中國長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所以二元體製也難以出現。
當甲午戰爭再一次給中國帶來變革的契機時，最為迫切的任務其實不是開議會，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試製度的改革，廢八股改策試，而主要應該完成洋務運動應該完成的任務，獎勵資本主義工商業，首先確立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相應經濟法律體係，在中國培植起本土的資本主義經濟。
應該說，由康梁等人設計的百日維新的種種政策並沒有抓住這個要害，有點像下毛毛雨，什麽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點。是不是康梁等人對發展資本主義沒有清醒的認識，依然想走洋務運動官辦工業的老路呢？當然不是。早在1895年公車上書中康有為就明確指出：“機器廠可興作業，小輪舟可便通達。今各省皆為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宮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姆斯，著於海內，為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為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非常明白不過地提倡民辦工業、運輸業，甚至礦業以及金融業（參見《公車上書》其他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