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黨”是頑固派賜予維新派的蔑稱，不過康門弟子卻對此自承不諱，用梁啟超的話來說就是“吾儕亦居之不疑也”。在上個世紀之交的那些個年月，幾乎所有懷有救國救民之誌的知識分子，至少從思想感情上，都有過“康黨”的身份。那是個“康黨”獨領**的年代，後來很風光的孫中山的革命黨，在那時非但沒人理睬，而其自身也沒完全斷了改良的幻想。
以往說到維新派，學術界總習慣於將之與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聯係在一起，視其為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每逢提到戊戌維新，總要先行陳列一下中國當時那點拿不到台麵上的民族資本，進而將維新變法的失敗，歸結於這個階級的稚嫩和不成熟。其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諸人與中國當時寥若晨星的民族資本家，實在尋不出太多的關聯。埋頭創業的商人們的多數，對政治運動毫無興趣，生怕被牽連致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時至多不過是一種半成品，還談不上自己的要求和呼聲。康有為和他萬木草堂的弟子們，從本質上講還是屬於在中國許多曆史時期都存在過的異端派士大夫，如王充、範縝、李贄、黃宗羲、顧炎武、顏元等，但特殊的時代賦予了他們特殊的學識和見地，使他們的思想中有了生吞活剝、消化不良的西學成分。但是，如果沒有甲午戰敗，沒有甲午戰爭後瓜分中國狂潮激成的政治情勢，萬木草堂的師生們大概也與他們的先輩王韜、馮桂芬等人的命運相似，隻好著書立說以終老，未必有機會在中國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從某種意義上講，“康黨”是中國社會急於事功（改變中國命運）的普遍心理造就出來的一批特別熱衷於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於報仇雪恥的中國社會，烘托出一批一出山就宣稱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三十年才走完的自強之路的“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