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的中樞維新實際上是1898年1月24日（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拉開序幕的，這一天，康有為被召至總理衙門“問話”，實際上是康有為以一介小小七品主事和朝廷重臣的對話。從此以後，醞釀數年的朝廷變法開始按康有為等人的設計進行。
在此之前，在康梁一方是拚命想要打動皇帝，以實現借君權變法，再現俄彼得、日明治的舊夢。1895年得中進士後，任工部主事的康有為留在京師，並沒有為他那點政務操過心，而是日日為策動變法而奔走，不僅自己一本一本地上書皇帝（清製，主事無直接上奏折之權，需交他人代遞），而且毛遂自薦地代為他人擬奏折，特別把眼睛盯在禦史身上，許多禦史都曾煩勞他的代筆，像宋伯魯、楊深秀、陳其璋、文悌等，甚至還謀劃發動禦史聯合伏闕上書要求變法（因文悌的變卦而止）。廣泛交結，挖空心思，通過各種渠道以幹“聖聽”。時人曾這樣描繪康有為的廣泛結交，說他“目光炯炯射人”，“見人長揖大笑，叩姓名畢，次詢何郡邑、物產幾何、裏中長老豪傑，必再三研詰，取西洋鉛筆，一一錄其名，儲夾袋中。是時天子方開特科，四方高視闊步之士，雲集輦下，爭結交康先生；有為亦傾心結納，終日懷刺，汲汲奔走若狂”。
對康有為他們“奔走若狂”的努力，光緒當然不可能無動於衷。事實上，甲午之後，力圖改弦更張的年輕皇帝對一切變革的呼聲和建議都十分留意。康有為公車上書的名聲，不久就為光緒所知，而康有為的第三本上皇帝萬言書也在1895年7月幾經周折轉到了光緒的手中。但如果說這個時候光緒就對康有為十分看重恐怕也未必，設想康有為一本上奏就能打動皇帝，從而垂青於他，好像更多的是康梁等人經過美化後的幻覺。清代的皇帝處世以矜持聞名，唐太宗與馬周的奇遇，在清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他們更期望的是依靠製度和慣例來運作。事實上，光緒在看到康有為上書後，雖然也很“嘉許”，但並無更進一步的表示，所謂的“嘉許”也沒有傳到康有為耳朵裏，當然更沒有康有為所幻想的一步登天的“奇遇”，甚至連些許的口頭表示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