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改革是戊戌維新的重頭戲之一，由讀書人發起的這場變法運動，對一向被視為生命的科舉與八股文，投去了過多的關注。因為人們習慣地將人才的得失看做國家興亡的關鍵所在。開始於戊戌變法的科舉改革，雖經波折，但終於在二十世紀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還是給日後的中國留下了一個未竟的銓選難題。
上升的階梯與意識的統製
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它總是十分注重從社會各階層選拔人才來充實更替政府官員，一方麵是廣泛地吸收人才資源，一方麵是消融反叛於萌芽，盡可能地化解心懷異誌者的異心。同時也有借此貫徹官方意識形態的作用。中國傳統政治體係特有的銓選係統，隻有在中國這種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社會裏才能實行，而西歐中世紀那種層層封建、身份固定世襲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中國傳統政治的銓選製度經過一個漫長的演變，秦是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由於二世而亡，銓選未及健全，依靠原來戰國年代從各國吸收的人才加上軍功與納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兩漢的銓選製度已相當完備，不僅具有選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識統製的功效。兩漢的銓選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舉和自上而下的征辟，被征舉者被要求“知書”（秀才）“達禮”（孝廉）。
征舉製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推舉人不是地方官即為中央官，推舉難免摻上個人私意，甚至成為培植個人勢力的一種手段。鑒於這種弊病，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征舉製改為九品中正製，即由專門的中正官來執行原來由各級官吏執行的察舉推薦任務。結果，情況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門豪族控製，造成了上品無寒門的畸態情勢。
隋唐逐漸建立完善了考試製度，仕進的門類有進士科、明經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攬各種人才。應該說，唐代通過科舉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稱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之慨，不為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