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後語
嚴格地說，一首詩必定是另一首詩。詩人在提筆寫下第一行詩後麵對的仍然是和提筆之前一樣的無窮的可能性，對於某一首詩的具體的修改則僅僅觸及這無窮可能性中極其有限的一部分。以有限對無窮，正如生命之於時間，必有莫大的哀痛與惋惜。這就有理由使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部詩集在編排上與別的詩集稍稍有些不同。
這部詩集的初編本無特異之處。但在具體審讀、編輯的過程中，作者遇到了一個難題：她無法肯定那些已經修改定稿的詩篇確實優勝於它們的初稿，或者說，她在二者的對比中感到了某種程度的困惑和痛苦，因為她忽然覺得相當數量的改定稿並不比初稿更好，甚至還要差一些。對於她，這種困惑和痛苦並非僅僅出自對那些詩篇新舊稿的優劣對比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她的寫作正處於求變之時，這是每一個有成就的詩人都必須麵對的詩藝之獄。作為一個嚴肅而並不靦腆的詩人，她誠懇地希望能將這種變法的困苦向同行、評論家和普通讀者稍稍作一些展示。普通讀者可以據此更多地了解詩人的甘苦、一個優秀詩人成長的不易，評論家可以因此獲得更多言之有據的、較為全麵的話語，同行則無疑將從中受益並將有益的反饋施之於作者。我個人認為，對於一部有價值的詩集，這絕非額外的要求。而作為一個編輯，即使隻有這三條理由中的一條，我就無法拒絕這種“變體”。但我還是有所擔憂。其一，說到底詩歌寫作畢竟是個人化的勞作，過分的坦率是否會導致某些有背初衷的誤解；其二，一個真正有遠見卓識的詩人的耳朵雖必善納眾聲，但若眾聲一辭，耳中所聞隻是集中在某個方麵，而這個方麵恰好是詩人此刻感觸最深（比如變法之痛），急欲得諸認同的，則於詩人不無損害。從心理學角度看，任何認同都會帶給被認同者一定程度的欣慰和沉迷，對於世俗生活這自然絕非壞事，但對於一個寄望於不斷躍進的詩人的寫作，這種欣慰和沉迷卻極可能是一個障礙。基於上述原因，作者和我最後商定隻在以下七篇的篇末附上它們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