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發蒙，讀過《三字經》，早就接觸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沒有想到隔了六十多年，我卻把蔡文姬戲劇化了。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融化了在裏麵的。
法國作家福樓拜，是有名的小說《波娃麗夫人》的作者，他曾經說：“波娃麗夫人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我也可以照樣說一句：“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
但我和福樓拜卻又不同。福樓拜說波娃麗夫人就是他，那是說那部小說是照著他的想象寫出的。所以他又曾經這樣說過：“《波娃麗夫人》沒有一點是真的。這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其中沒有一點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沒有一點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
《蔡文姬》卻恰恰相反，它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情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曆，相近的感情。但是這些東西的注入，我是特別注意到時代性的。蔡文姬的時代和今天的時代是完全不同了。我在寫作中是盡可能著重了曆史的真實性，除掉我自己的經曆使我能夠體會到蔡文姬的一段生活感情之外，我沒有絲毫意識，企圖把蔡文姬的時代和現代聯係起來。那樣就是反曆史主義，違背曆史真實性了。
當然，人體和猿體總有相似的地方。馬克思也說過：“人體解剖對於猿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因此在《蔡文姬》劇本與現代之間，讀者或觀眾可能發生某些聯想，是在所難免的。我在時代性的區別上是盡可能采取了客觀的態度，我也希望讀者或觀眾也盡可能采取客觀的態度。
再有一點我要聲明，我寫《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對於我們民族的發展、文化的發展，確實是有過貢獻的人。在封建時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曆史人物。但以前我們受到宋以來的正統觀念的束縛，對於他的評價是太不公平了。特別經過《三國演義》和舞台藝術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為了一個奸臣的典型——一個大白臉的大壞蛋。連三歲的小孩子都在痛恨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