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人入關之後，對明末官場的聲色糜爛十分討厭，進而講求道學，所以，對官員的行為限製甚多。隻要做了朝廷命官，黃賭毒一概免談。清初鴉片還沒有傳入，毒還談不上，但不許嫖妓，不許賭博，一有違規，都老爺（禦史）知道了，一紙彈章，仕途就沒了。所以，敢犯規的人，還真就不多。官員不敢，候補官員士大夫也就收斂了，至於退休致仕的，有心也無力，所以，相對於明朝，花界減色不少。士大夫不敢染指，花界隻好伺候商人，一來二去，琴棋書畫也就沒了，隻能唱唱小曲。藝上麵不行，色也跟著褪色。有錢有勢的京官，隻好把興趣轉向伶界，好起了相公，京劇的繁榮，成為副產品。
後來鴉片進來，官員多有嗜好，於是朝廷下令禁止，但無奈兩次鴉片戰爭都打敗了，禁煙禁不成，官場的禁毒令逐漸變成具文。毒禁不了，其他的也漸次放開，到了晚清時節，“談助無非中發白，閑來隻是逛胡同（八大胡同）”已經成為王公貴族和京官的習慣。禁令固然還在，但隻要不公然招搖，像振貝勒（慶親王奕劻公子）那樣公開招妓開Party（聚會），就沒有人管。至於有鴉片煙癮的官員，則車載鬥量，不可勝數。差不多叫個官，就有杆煙槍。晚清最後幾年，禁毒聲勢頗大，但官員們麵上收斂，私下依舊。隻有留學生出身的人，方才好些。
革命推翻了王朝，也順帶著把王朝的官場規矩推翻了。官場黃賭毒一發不可收拾，泛濫起來。原來在清朝還需要多少節製一點的愛好，此時則可以肆無忌憚地大白於天下，即使身在衙門，也可以大談而特談。好些官場交易就在八大胡同進行，吃花酒、打茶圍、包夜這樣的名堂，官員們都門兒清。馮玉祥回憶說，進京見總長，總長拉著進胡同，一進門，兩個妖嬈的妓女過來，一個腿上坐一個，拉住總長就打嘴巴，揪胡子。這樣的場景，在那個時代，一點都不稀罕。正經的公事，越是事關重大，越是要在妓院裏談。至於鴉片癮，就更是傳染得快，原來那些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赳赳武夫，回國當了師長旅長，也就開始噴雲吐霧，耍開雙槍（一支手槍，一支煙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