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亂撲倒，是近年來知識精英們或隱或現的一種焦慮。因為，在近代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話來說，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顧起來，是觀感相當不錯的一場改革，的確曾經被革命撲倒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國全國的民變事件，差不多有1萬起。
從某種意義上講，清朝當年，總體上國家的經濟形勢不壞，清政府辛亥年的財政收入達到兩億四千多萬兩白銀的曆史最高點，而新政開始之前，每年不過六七千萬兩。這麽大的國家，一年不過1萬餘起民變，實際上說明當時的社會相當穩定，民眾對朝廷的新政，並沒有像我們過去的教科書中講得那樣，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發生，也一直在推行，並沒有中途停滯。事實上，清朝的崩潰，是發生在這個王朝變革的“好時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爛之時。從這個角度講，盡管當下中國國力強盛，但危機並非不可能發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權力收回到滿族權貴手裏，尤其是到皇族手裏，具體表現是驅逐袁世凱和組織皇族內閣。將袁世凱趕回老家，一般說是攝政王載灃為了給他的哥哥光緒皇帝報仇，顯然這種解釋過於膚淺，以載灃為首的滿族少年權貴，主要是為了褫奪袁世凱的權力，尤其是要將當時作為中央軍的北洋六鎮掌握到自己手裏。組織責任內閣，原本是立憲的準備，但12個內閣成員中，有9個是滿人，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無論誰來解讀，都是一種**裸的收權之舉，實質上是犯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大忌——權力的世襲。事實上，自秦漢以來，尤其是實行科舉製度以來，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談，也是傳統。官員的世襲就成為一種政治忌諱，犯了這種忌諱，等於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對於社會的穩定，有非常大的害處。另一個錯誤，是把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到中央政府來，具體表現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礦權。收回各省修建鐵路的權力，在技術層麵也許有道理，但從當時國家權力結構而言，卻跟收權到滿族親貴一樣，屬於一種“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