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自述
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版
當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飯不忘君”，便是無可掩飾的時代殘疾。他經常把救國救民的大業，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結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時代的文人，大抵是這樣，不限於杜甫。這種時代殘疾，我們不必深責，也不必為他隱諱，更不必為他藻飾。例如有人說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國家，那是有意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違背曆史真實的。
——郭沫若《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光明日報》1962年6月9日
其實，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個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寫的一副對聯可以為證：“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我也同樣在稱杜甫為“詩聖”。不過這種因襲的稱謂是有些近於誇大的。實事求是地評價杜甫，我們倒不如更確切地說：杜甫是封建時代的一位傑出詩人。……
這樣評價杜甫，並不是貶低了杜甫。指責了杜甫的錯誤，也並不是抹殺了杜甫的一切。人誰無錯誤呢？何況“聖人過多，賢人過少，要愚人才無過”。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聖”，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劄記》後記，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聖人”，當為“它布”（圖騰），神聖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麵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複胡曾偉信，《東嶽論叢》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