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對讀書人的道德要求，一般還是很高的。不過，如果一個人被視為名士，情形就變了，好像是有了某種行動的自由，別說出點格，就是荒唐一點，人們也以為當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齊約好了似的，大抵都將“特權”用在男女之事上，所謂自古名士盡風流是也。
不過，名士的風流，往往是犧牲掉仕途前程換來的，也就是說，大凡一個人被人看成是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將入相，在政界官場一顯身手了。從這個角度說，做名士，往往意味著某種無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場蹭蹬，就是別的什麽原因斷了上進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個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場案攪了進去，從此再也別想考試做官；當然也有這樣的，人還沒有踏入仕途，就比較過火，文名與青樓薄幸之名一樣大，比如宋朝的柳永，當然隻好不再應考，做“奉旨填詞的柳三變”則個。
晚清的王闓運，屬於仕途受到挫折，憤而化為名士的一個人。他很早就中了舉（26歲），踏入高級士人行列，雖然幾次會試不售，也屬正常，那個年月，科考聯捷的跟白烏鴉一樣的稀少。他的黴運在於才華早露，而且上達中樞，為鹹豐皇帝的智囊肅順看上，收入帳下，成了大清智囊的智囊。而鹹豐恰屬於那種氣性過小，又偏偏趕上多災多難的皇帝，長毛沒有平，英法聯軍又打上門，兩下夾攻，一口氣沒上來，窩囊死了。鹹豐一死，肅順一時大意，被葉赫那拉氏聯合鹹豐的兄弟恭親王奕搞掉，跟著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闓運則從此被打上了“肅黨”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國就是這樣，跟錯人與站錯隊，對於文人來說，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著，王闓運站錯了隊，沒有搭上小命已經屬於皇恩浩**了，要想出頭，隻好等西太後死掉。可是，偏偏這個對頭命特長，活了又活，一直統治了四十多年。在這期間，王闓運就隻好做名士了。除了傳說他曾經勸說過曾國藩自立為帝之外，基本上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