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篇小文不應該叫作“論”，隻因雜誌的預告已經定名為“論”，不好更改，但我是隻想敘述我關於達夫的盡可能的追憶的。
我和鬱達夫相交遠在一九一四年。那時候我們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學同班。
那時候的中國政府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協定，五校是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千葉醫學校，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凡是考上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都成為官費生。日本的高等學校等於我們今天的高中，它是大學的預備門。高等學校在當時有八座，東京的是第一座，在這兒有為中國留學生特設的一年預備班，一年修滿之後便分發到八個高等學校去，和日本人同班，三年畢業，再進大學。我和達夫同學而且同班的，便是在東京一高的預備班的那一個時期。
日本高等學校的課程在當時分為三個部門，文哲經政等科為第一部，理工科為第二部，醫學為第三部。預備班也是這樣分部教授的，但因人數關係，一三兩部是合班教授。達夫開始是一部，後來又轉到我們三部來。分發之後，他是被配在名古屋的第八高等，我是岡山的第六高等，但他在高等學校肄業中，又回到一部去了。後來他是從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部畢業，我是由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的。
達夫很聰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國文學的根底也很深，在預備班時代他已經會做一手很好的舊詩。我們感覺著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歡讀歐美的文學書，特別是小說，在我們的朋友中沒有誰比他更讀得豐富的。
在高等學校和大學的期間，因為不同校，關於他的生活情形，我不十分清楚。我們的友誼重加親密了起來的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
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已被分發到九州帝國大學，住在九州島的福岡市。適逢第六高等學校的同學成仿吾，陪著他的一位同鄉陳老先生到福岡治療眼疾，我們同住過一個時期。我們在那時有了一個計劃，打算邀集一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來出一種同人雜誌。當時被算在同人裏麵的便有東京帝大的鬱達夫，東京高師的田漢，熊本五高的張資平，京都三高的鄭伯奇等。這就是後來的創造社的胎動時期。創造社的實際形成還是在兩年之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