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在東方很受人愛好。他的作品無論在中國或日本差不多全部都被翻譯了，他的讀者並不少於屠格涅甫與托爾斯泰。
他的作品和作風很合乎東方人的口味。東方人於文學喜歡抒情的東西，喜歡沉潛而有內涵的東西，但要不傷於凝重。那感覺要像玉石般玲瓏溫潤而不像玻璃，要像綠茶般於清甜中帶點澀味，而不像咖啡加糖加牛乳。音樂的美也喜歡這種澀味，一切都要有沉潛的美而不尚外表的華麗。喜歡灰青，喜歡憂鬱，不是那麽過於宏偉，壓迫得令人害怕。
契訶夫特別在這些方麵投合了東方人的感情，在我們看來他的東方成分似乎多過於西方的。他雖然不做詩，但他確實是一位詩人。他的小說是詩，他的戲曲也是詩。他比屠格涅甫更為內在的，而比托爾斯泰或杜斯托奕犬斯基更有風味。
在中國，雖然一向不十分為人所注意，他對於中國新文藝所給予的影響確是特別的大。關於這層，我們隻消舉出我們中國的一位大作家魯迅來和他對比一下，似乎便可以了解。
魯迅的作品與作風和契訶夫的極相類似，簡直可以說是孿生的弟兄。假使契訶夫的作品是“人類無聲的悲哀的音樂”（“still and sad music of humanity”），魯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說是中國的無聲的悲哀的音樂。他們都是平庸的靈魂的寫實主義者。庸人的類似宿命的無聊生活使他們感覺悲哀，沉痛，甚至失望。人類儼然是不可救藥的。
他們都是研究過近代醫學的人，醫學家的平靜鎮定了他們的憤怒，解剖刀和顯微鏡的運用訓練了他們對於病態與症結作耐心的無情的剖檢。他們的剖檢是一樣犀利而仔細，而又蘊含著一種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們卻同樣是隻開病曆而不處藥方的醫師。
這大約是由於環境與性格都相近的緣故吧。兩人同患著不可治的肺結核症而倒下去了，單隻這一點也都值得我們發生同情的聯想。這種病症的自覺，對於患者的心情，是可能發生出一種同性質的觀感的。內在的無可如何盡可能投射為世界的不可救藥。就這樣內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織成為慘淡的、虛無的、含淚而苦笑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