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會”中人，文人跟監獄的距離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麽一點，越是有才華的人，危險似乎就越大。有人反過來說，這種危險其實成就了這些才氣亂冒者，讓他們寫出傳世的詩文，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是受難的當口，當事人似乎沒有這樣自覺的受虐意識，幾乎沒有不想早點擺脫苦難、過平常人的日子的。
在中國文壇上，蘇軾幾乎就是才華的同義詞。雖然文人琴棋書畫都要弄一點，但在詩、詞、書、畫上都有成就的卻並不算多。就當時而言，蘇軾在歌伎舞兒中大紅大紫，哪個不唱蘇子瞻的詞？如果有幸運兒得到品題，自會身價百倍，纏頭不知要多得多少。蘇軾的詩詞歌賦值錢，書畫也寶貝，當時就能拿來換錢換物。有個朋友嗜羊肉，一饞了就找個借口到蘇軾那裏騙幅字，去換上幾十斤上好的羊肉。
才華橫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點多嘴的毛病。在政壇，則表現為對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議”乃至“橫議”，令當局者滿是不痛快。蘇軾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後，發福得緊，肚子很大，據說裏麵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此公為官一生，始終不知道“站隊”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總有話說。朝廷不變法他不滿，變了法他更不滿（等到反對變法的一派上台，盡廢新法，他還是不滿意，當然這是後話了），攤上文字獄，委實也是“罪”有應得。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王安石變法”已經推行了十年。這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其是非功過，史家仍在聚訟不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由於變法本意就是強化行政幹預的力度，因此給了官吏們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機會，所以實行過程中，老百姓就不大可能歡天喜地。這一年，蘇軾由杭州調任湖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