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魏國倒數第二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死後，全沒了創作的**，基本上照著史書在抄，所以演義的後半，基本上等於《三國誌》，曹髦跟司馬昭拚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這樣的皇帝，本屬一介標準的傀儡，他所能做的，隻能是老老實實按照牽線人的意思，擺擺樣子，最後等時機成熟了，識趣地把皇冠交出來，碰上牽線人興致好，也許後半生可以落個富家兒的生活，在這方麵，前朝的漢獻帝已經做出了樣子，作為後來者，依樣畫葫蘆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憤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廢，挺劍而起，率領百十個仆從搞自殺性襲擊，結果還沒有見到司馬昭的影子，就被司馬家養的，什麽呢？隻能算家丁吧，當街一槍穿了個透心涼（刃出於背）。
說起來，悲劇的發生，儒學多少也有點責任。雖然沒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確是個對儒學有造詣的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夙成”，其言不虛，做了皇帝後，曹髦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臣子們論經說道，周易說罷講尚書，尚書講畢論禮記。入太學，每事問，經常把那些博士們問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張開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個不論忠孝的實用主義者，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到了重孫子輩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當儒生也就罷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義之類的說教聽多了，無論如何都是個刺激。現實的卑微，與道理上的尊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於一個年紀不到20歲的年輕人來說，能刺激出什麽衝動來，真是不好說。況且，曹髦對自己的挺劍而起，還是有點自信的，以為真到了真刀真槍衝突的當口，司馬昭會礙於道義，未必敢殺他。所以他說，“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