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過去九十年了，按國人的習慣，凡是重大曆史事件，逢五逢十的時候，總要有點例行的紀念。隻是，例行紀念，即使在文字上，也難免儀式化，老調子重唱，經過這事的老人還活著的話，還能激起幾滴眼淚，而今天紀念過去九十年的“五四”，連這幾滴眼淚想必都沒有了，想想未免讓人泄氣。不過，好在中國人做曆史，一向大大咧咧，過去常說的事，常彈的調子，未必是事件的全部，仔細翻翻報紙，發現漏下的還有很多。很多事，跟我們的史學家說的好像出入很大。
一說到“五四”，都把它跟新文化運動綁在一起，稱曰“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實，單就“五四”那天的遊行和火燒趙家樓而言，跟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以來掀起的新文化運動，沒有太多的關係。沒有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學生們也照樣會上街，隻要巴黎和會山東的問題沒有解決，學生們必然要上街遊行抗議，找若幹晦氣的“賣國賊”出出氣，東漢和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都這樣鬧過的。到了清代，學生（生員）和舉子因為政局鬧事者，大鬧者如公車上書，小鬧者如各地考試不公。大鬧小鬧，政府和百姓，都能容忍——學生嘛。
“五四”學生上街，在學生看來，因為是中國要亡了，為此他們中有人割破指頭，寫了血書。但是，當時的中國情形，其實還不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至少比1915年初，日本以最後通牒的方式逼中國簽二十一條的時刻，處境要好得多。近鄰日本，原來凶神惡煞的大隈內閣垮台了，換上的新人，揚言對中國采取懷柔政策，不要什麽抵押就借給當時的北京政府大筆的日元。而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北京政府在段祺瑞的主導下，押寶押對了，變成了戰勝國，雖然說處境沒有根本改善，但至少庚子賠款德奧部分可以不付了，德國和奧匈帝國的租界也可以收回了，連當年被德國人搶去的古天文儀，也還回來了，連恥辱的克林德碑，也被拆了刻上“公理戰勝”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