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已經度過一個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問我：“為什麽要出家？”我會回答：“為了圓滿人生，做個好人。”他若繼續問我：“如何圓滿人生，做好人呢？”我會毫不遲疑回答他：“行善與教化。”的確，回想起來，“行善”，是我這一生努力的目標，“教化”，是我們出家人對社會應有的責任。“行善與教化”可以說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標。
仔細回憶起來，影響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劉王氏老太太；培養我“教化”責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師——誌開上人。雖然我生長在農村的家庭，但我從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見到一個窮苦的人，我會心生憐憫，恨不得將自己所有的東西掏出來給他；即使聽到山上一個老公公可憐的故事，我也當真地想盡辦法去救濟故事裏麵的主人翁；對於小動物，如小貓、小狗、小鳥、小雞等等，我更是愛護有加，甚至經常為了它們的飲食，自己都忘記了吃飯，家人中隻有外婆讚美我，說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雖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對一些小事小善，我確實喜歡周濟疾苦，予人方便，想來與外婆的鼓勵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出家以後，師父誌開上人要求我勤於讀書、寫作，培養聰明智慧，並且告誡我立誌將來要講經說法。記得有一回夜行，我打著燈籠為師父照路，師父指著微弱的燈光，說道：“我不希望你用燈光來為我照路，隻希望你將來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後來我在焦山念佛學院，他在棲霞山，一聽說我寫了文章在報紙上發表，馬上就叫人坐火車到鎮江購買這份報紙；他一知道我在哪個場合參加學生講演比賽得了獎狀，也寫信叫我將講稿寄給他看。有感於師父對於我的愛護與期望，當我在台灣把《釋迦牟尼佛傳》完成之後，馬上寄了第一本給他老人家評閱。後來聽說師父被列為批鬥的黑名單，不知與我寄書是否有關係；但他收到以後，仍設法將他的歡喜與欣慰寫在香煙的錫箔紙上，托人帶來給我。我接到他的音訊，真是感激涕零。此後，我對幹外婆鼓勵我的慈悲及師父鼓勵我的教化度眾，更堅定誓願一生奉行到老死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