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沒有什麽好日子過，也有人叫我到延安，延安是共產黨的根據地，基本上我對共產黨的社會還不是很了解，也不曉得台灣是什麽情況。總之，看到戰爭的傷亡，想要服務救人是沒錯的，於是就參加“僧侶救護隊”，糊裏糊塗地到了台灣。
初到台灣，正是“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這起事件造成台灣人相當排斥外省人。其實，外省人不全是壞人，本省人也不是不好，隻是因為誤會引起，使得雙方都受到無謂的傷害。說起來，是政府誤解台灣人的暴動，而台灣人誤解外省人都是壞人所引發的事件。我還聽說，當時許多本省人家裏的地窖、隔間、床下，救了不少外省人。
其實，民間老百姓都很善良，實在是因為各個時代的政府，有各種不同的際遇，權力有時會使人瘋狂，而造成憾事。
我在掛單不著、尋友不遇的情況之下，睡過神廟，也睡過甘蔗田，一直想融入台灣這個社會。因此，我把所有零用的東西通通丟棄，隻留下身份證和師父給的十三塊銀洋，另外買了一頂鬥笠、一雙木屐，把自己裝扮成台灣人的樣子，希望能夠公然地走在路上，不受人盤查。
我不能老是在神廟、甘蔗田裏過生活，總得找一間寺院，正正當當地生存，於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台中寶覺寺。這是因為在大陸的時候，曾收過學長大同法師寄給我一封信，說他想辦三千人的佛教學院，邀我到台灣來教書。
由於大同學長這句話說得太大，讓我思考再三。我曉得，以當時佛教的現況，不論由哪一間寺廟來辦理，都不會有力量辦得了三千人的佛教學院，令人難以相信，也就沒有接受他的邀請了。回想起來，其實，不論什麽情形，應該都去碰碰運氣，試試看才好。
我們在半夜二點鍾到了寶覺寺，大家都睡覺了，一時找不到人問。後來，得知金山的慈靄法師，以及棲霞的同學蓮航法師等都在這裏，非常興奮，就從窗外叫他們：“喂，起來。”